康德简介｜他彻底扭转了许多关于知识、宗教和道德的传统看法

有人说：“康德就像一个蓄水池，所有以往的哲学都流向他这里，所有后来的哲学都从他这里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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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生平和哲学简介

（原创）

康德一生著述颇丰，学术视野广阔而深邃，理论体系宏大而幽深。他的哲学思想涵盖了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或伦理哲学）、认识论、逻辑（或哲学逻辑）、宗教哲学（或哲学神学）、政治（或社会政治）哲学和美学（或艺术哲学）等如今哲学的全部七个领域。

或因于此，“有人说，康德就像一个蓄水池，所有以往的哲学都流向他这里，所有后来的哲学都从他这里流出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基本认识：一是任何一种对康德哲学作学术性或教学式的解读，和康德哲学这个诺大的“蓄水池”比较起来，也只能算作是“只取一瓢”；二是康德的哲学殿堂对于任何一位哲学专业者或任何一个哲学爱好者来说，都是大门敞开的。可是，当我们要走入康德的哲学殿堂时，最好是不要忘记康德哲学研究的“初心”是什么？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康德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哲学研究主要是致力于解答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我能知道什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其研究重点是要打掉思辨理性的僭越妄想，即“对知识做出限定”；“我应当做什么？”是一个道德问题，其研究任务是要防止实践理性走向腐化，即“给道德制定法则”；“我可以希望什么？”是一个宗教问题，其研究目的是要满足理性的正当欲望，即“为信仰留出地盘”——这些可看作是康德哲学事业的总括。康德基于纯粹理性的批判所给予这三个问题的解答，使人们“彻底扭转了许多关于知识、宗教和道德的传统看法”，因此他也被许多哲学家公认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而没有之一。

本文主要介绍康德的生平、哲学起点和哲学体系，以及康德哲学的汉文译著，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在至今任何一本哲学史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尤其是康德的生平。

在一般读者心中，作为哲学家的康德或许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活单调，哲学深奥，孤独终老。若要从“生活+哲学”的角度讲述康德，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目前西方学术界已出版的康德传记类作品的版本名录，足可以出版一本英文书了——所以，哲学史书中的康德通常是一个“阅历不明”的人，名人传记中的康德大多是一个“难以读懂”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康德通往哲学家的道路是用艰辛和磨难铺就的。

一、康德的生平

伊曼纽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如今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加里宁格勒。在《旧普鲁士年鉴》里，康德出生的那一天称为“埃马努埃尔”，于是“埃马努埃尔”就成了康德的教名。后来，康德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伊曼纽尔”，因为它更接近希伯来语字源的发音。希伯来语的“埃马努埃尔”或“伊曼纽尔”的原义是“与上帝同在”。康德认为“伊曼纽尔”是最适合他的名字，对它感到相当自豪，甚至在晚年还撰文阐释它的意义。哥尼斯堡于1255年由条顿骑士建城，于1340年加入汉撒同盟，直到1701年都还是全普鲁士的首都。到了康德出生时，哥尼斯堡只是东普鲁士的首府，但它依旧是整个王国里三四个主要城市之一，无数的政府机关仍留在此地，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港，连接整个东欧与日耳曼及欧洲的其它海港。

康德的父亲是一个马具师、母亲是当地另一个马具师的女儿。马具师生产运输马的配件、马车、雪橇以及其他相关的交通工具。康德的父母深受敬虔教派（德意志境内新教系统下的一个旁支）的影响，都是忠实的敬虔教徒。康德排行第四，在他出生的时候，只有一个五岁的姐姐存活下来；在他之后出生的五个孩子当中，只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活下来。母亲在生下第九个孩子的两年后（1737年）便离开了人世，时年四十岁。

1732年，康德进入腓特烈中学读书。当时，他的家境还比较宽裕，后来由于马具师行业竞争加剧、又处于渐趋式微的年代，家庭收入一日不如一日，生活越来越难以维持。到了1740年，即康德入哥尼斯堡大学学习的那一年，他一家已被税捐机关列为“贫困户”。由于家道中落，康德一家不得不接受其他家庭成员以及朋友的资助，康德的教育经费由一个手头比较宽裕的舅舅（职业是鞋匠）提供。

进入哥尼斯堡大学以后，康德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出人意料的，其中有一点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康德的大学读了八年，而且他离校时还没有拿到学位。这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说起。

其一、不走寻常路

康德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后，完全可以选择比较好走的路，踏着大部分学长及同学的足迹前进。他完全可以在修过哲学的必修课以后攻读神学，并且在五个学期后顺利成为腓特烈中学的教师，或者得到为神学学科设的许多奖学金之一，最后可被任命为某个教区的牧师，或者成为大学的神学教授；甚至两者得兼，则其收入将更优厚而稳定。然而，康德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康德在腓特烈中学的最后一年里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康德此后一直都很重视古典文学，终身阅读不辍——他入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古典语言学。不久，康德就改变了主意，专注于哲学课程，因为他深深地被那些启迪人心并且趣味横生的哲学课、物理课以及数学课所吸引，而且这些课程都是由正教授讲授、不收听课费。在这些教授中，有一个人对康德的影响非常大，这个人就是当时哥尼斯堡最有名及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哲学家克努岑。1738年，克努岑预言一颗曾出现于1698年的彗星在1744年冬季再现。当一颗彗星的确在那时出现的时候，克努岑顿时成了哥尼斯堡的名人，而且成了声名远播的天文学家。

克努岑于1744年出版了《关于彗星的理性思维》，这本书唤起了康德对科学的兴趣，他在十一年之后（1755年）出版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也是受到了它的启发。

其二、公然挑战权威

1744年，康德确立了自己的哲学立场，于是开始撰写《论对活力的正确评价》——这是康德的处女作，1749年出版。

康德初试啼声的作品，所处理的是18世纪早期德国自然哲学的核心争议，以及关于力的测量的难题。在17世纪末，莱布尼茨批判笛卡尔学派试图用“一切物质普遍有惯性”以及“无生命的力”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物理学主张。莱布尼茨把“力”区分“死力”与“活力”，并主张一切运动真正的原因是“活力”，而“死力”则不能自己造成运动，只可以助长新的运动或改变发生中的运动。这个区别涉及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对于解释世界的根本差异。

康德的讨论试图扮演桥梁的角色，宣称两方都有谬误，都无法完整地描述自然。康德的论点可以解释为：物理影响论只在死力与因果关系的领域内可以得到压倒性的胜利，但无法对整体提出系统性的解释。康德主张，必须存在有自由运动，才可能有“活力”，然而自由运动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因此活力的理论必须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的脉络中加以理解。但是，康德与莱布尼茨的立场又有所不同。莱布尼茨主张“单子彼此无法互动”，而康德则认为“单子彼此互相影响”。因此，康德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上，仍然是莱布尼茨的追随者：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前定的，此外实体的内在原理与外在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这意味着，康德接受一个修正过的“前定和谐”，作为描述世界整体的正确体系。

然而，康德的老师克努岑以及哥尼斯堡的敬虔会，基于神学的理由，没办法接受严格意义下的前定和谐论。他们认为这个理论抵制了自由意志的信仰，会推出彻底的决定论与宿命论。克努岑明确反对莱布尼茨所主张的单子反映整个宇宙并且是构成万物的实体单位的理论，因为莱布尼茨把“单子”与“灵魂”视为同一的。康德接受莱布尼茨宇宙“前定和谐”理论，就等于是在为一个克努岑与敬虔会无法接受的立场公开作辩护。

康德的书可视为一个挑战的行动。这一点可以解释，康德为什么没有把这本书作为毕业论文提交上去的原因。当时，康德虽然只是一个学生，却胆敢介入当时著名思想家的核心争议。在某种意义下，他超越了他的教授们和大学里的一切讨论，把自己提升到与当代哲学争论对话的高度。

其三、因生活所迫而离校

1744年年底，康德的父亲中风病倒、一年半后去世。父亲病倒，完全改变了康德的大学生活。当时，他的姐姐二十五岁，两个妹妹分别是十七岁与十四岁，最小的弟弟只有九岁。年龄大一点的两个姐妹，已经离开了家庭，在别人家帮佣，因此家里只有年龄最小的妹妹与弟弟。由于康德是最年长的儿子，因此整个家庭的重担突然就落在他的肩上。尽管未完成学业，康德也必须把很多时间花费在照料父亲及弟弟妹妹的生活上面，因此有些课程无法按时完成。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他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处理父亲的遗产，在偿清一切债务后，家中的财产已所剩无几。1748年8月初，康德因需要担负养家的重任而不得不离开哥尼斯堡大学、从事家庭教师的工作，一直做了六年。

1751年，康德的老师克努岑去世。1755年4月，康德向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提交了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简述几个关于火的思考”，该论文由于不存在争议便很快得以通过，同年6月获得哲学硕士学位。1755年9月，康德被聘为哥尼斯堡大学讲师。1770年3月，他被聘为哥尼斯堡大学逻辑与形而上学教授——此前，康德曾拒绝过哥尼斯堡大学诗学教授的职位，也曾回绝过埃尔兰根大学和耶拿大学的聘请——直到1796年7月底因身体衰弱才停止授课；期间，他曾两次担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1804年2月12日，康德因器官衰竭去世，终年80岁。

康德终身未婚，一生从未离开过哥尼斯堡这个小城，在大学教授的职位上过着跟机械一样有规律的、几乎是抽象的单身生活，重复着日复一日的工作。他的教授生活也被人描述为：起床、喝咖啡、写作、授课、吃饭、散步，一切都有固定的时刻，而邻居也知道，穿着灰袍的康德手上拿着西班牙的拐杖走出家门时，时间准是下午三点半整……在那条菩提树道上总是来回走八遍，不管季节如何，不管天空是否多云或者预示着即将下雨，他的仆人总是跟在他的后面……据说，他的邻居们曾根据他做保健散步经过各人门前的时间来对表。然而，正是这位似乎有些无趣的教授却发动了一场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的哲学革命，最终荣获“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殊荣。

康德不仅在哲学家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在自然科学家当中也同样享有很高的荣誉。康德在31岁（1755年）时就匿名出版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这部著作运用牛顿的经典力学原理，提出了关于太阳系演化的学说即星云说。这个学说于1796年被拉普拉斯重新提出，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所以又被称为康德和拉普拉斯学说。

恩格斯给康德的这一学说的评价是：“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的永恒存在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康德关于所有现在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恩格斯说：“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首创者以来，他在自然科学家当中重新获得了应有的荣誉。……没有这两个假说，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简直就不能前进一步。”

二、康德的哲学起点

康德生活在欧洲启蒙运动发展到德国的那个年代。欧洲启蒙运动发端于法国。在路易十四——在位60年（有“太阳王”之称）——执政时期，法国国内呈现一片黑暗，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性——国王的昏庸暴政、宫廷的荒淫无耻、贵族僧侣的骄奢淫逸、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贫困和苦难等等——暴露得更加清楚了。这一切都遭到法国一些思想进步人士的有力抨击，这种抨击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运动——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等人。启蒙运动最终孕育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认为是法国人民推翻君主专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理论武器。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

休谟的怀疑论学说是康德哲学的直接出发点。康德曾坦率地说：“就是休谟〔的怀疑论〕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康德从休谟出发。他完全同意在知觉中，亦即在外界事物中，没有必然性和普遍性这种说法，但同时又承认存在着必然性和普遍性——从这里开始，康德就和休谟分道扬镳。康德认为，我们要求普遍性和必然性，首先认为它们是构成客观性的，由于必然性和普遍性既然不在外界事物内，则它们必然是先天的、存在于作为自我意识到的那种理性之内，而理性就是提供种种先天认识原则的那种能力——康德把来自于理性的先天综合认识能力的知识叫作形而上学的知识；因此，怀疑因果关系就等于全盘否定形而上学。为了解答休谟所提出的“形而上学究竟是可能的吗？”这一问题，康德着重对人类的先天的认识能力即纯粹理性进行了全面地批判——康德所谓的“批判”意指“分析”。

总的说来，怀疑论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后，他并没有完全摒弃独断论，也没有完全倒向怀疑论，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结合”；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纯粹理性批判》把休谟的“不要教条主义式地把理性使用推到一切可能经验领域之外”这一原则，同他所忽视的另一原则即“我们的理性不要把可能经验的领域视为对它自身的限制”结合起来，指出一个介乎休谟所攻击的教条主义和他所要提出的怀疑论之间的真正的折衷办法——这个折衷办法是一个能够按照原则精确规定出来的。因此，康德的哲学也被称为是调和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折衷主义哲学。

三、康德的哲学体系

在康德这里，理性是提供种种先天认识原则的能力——这也是康德哲学思想闪烁其光芒的灵魂。

康德认为，理性的认识可以用两种方式同它的对象发生联系：一种是只对其对象以及对象的概念进行规定，这种理性是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这种方式体现出理性的认识能力又称知性；另一种是同时也使其对象成为现实的，这种理性是实践理性又称为意志，这种认识方式表现出理性的实践能力又称为理性的欲求能力；把这两种能力结合起来的就是判断力。对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进行批判，就是康德哲学著作中比较著名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判断力批判》（1790年）。

为验证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正确性，康德还出版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786年)和《道德形上学探本》（1785年）。在完成他哲学体系中的第一次“结合”后，年近古稀的康德又开始了他哲学体系中的第二次“结合”，即寻求实践理性和宗教理性的结合，这一结合的成果就是《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1793年）。

康德在完成上述两个结合的同时，还写了不少有关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论文。由于这些论文在通称的三大批判之外别有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故尔被后人辑录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1784－1797年）之中，作为其批判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被称之为康德的“第四批判”或“历史理性批判”。这部文集的主题要旨就是要阐明在人类的自然秉赋中欲望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和要求自我单独化的倾向是始终“结合”在一起的，并贯穿于人类历史的进程之中——这就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第三次“结合”。

康德哲学体系的这三次结合，充分说明了理性作为人类的最高认识能力，其职责和使命就是要为寻求这些结合而提供超乎于经验之外的种种先天的认识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哲学体系内部完成的几次“结合”都指向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目的”——人类的认识离不开“目的”、人们的实践离不了“目的”、人类的历史存在着“目的”——目的论，无疑是康德哲学大厦宝顶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纯粹理性批判》的阅读补充中再作概述。

四、康德哲学的汉文译著

读懂康德难，是一个普遍的哲学认识。对于借助汉译阅读和研究康德的中国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要想读懂康德则可谓是“难上加难”。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这两位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界影响最大的领军人物，最早把康德引进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康德哲学体系宏大且内容晦涩难懂，也就决定了它进入中国的路途不会是很顺利的。

1999年，韩水法在译《实践理性批判》时曾说过：“康德著作的汉译，无论于译者还是于读者，都是一桩难以轻言撂开手的事情。译者之所以放心不下，乃是因为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堪称经典的译本出世”。韩水法的如此坦诚实则令人敬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译者的水平不行。别说是中国的译者，就连黑格尔也不得不坦言：“从前商人、政治家都喜欢从事哲学的探讨；但现在，碰到了康德的哲学，他们学习哲学的翅膀就不能展开了。”

为了追求康德解读的准确性，近些年来国内又有一批不同版本的康德哲学的汉文译作相继问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纯粹理性批判》至今已出版到第八个译本了。伴随着康德译本不断更新而来的，还有为数可观的解读和研究康德哲学的著作，其中有不少是“舶来品”。应该说，目前我们阅读和研究康德哲学的学术资源是前所未有的丰富，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它们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各具特色”的康德。如何阅读或研究康德的哲学，则取决于我们如何选择译本，而这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也没有人“敢”告诉我们，哪一个译本的翻译质量更好——这似乎是个永远无法寻求明确答案的问题。

本人在阅读康德著作的译本选择上，没有偏见，只有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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