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山象征什么精神，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象征什么？
宝塔山象征什么精神，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象征什么？
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象征什么
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延安的宝塔是做什么用的
延安宝塔，原名岭山寺塔，建于唐代宗大历年间，后经几次毁建翻修，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宝塔高四十四米，为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塔基周长三十六点八米，辟有南北二门。南门额书“高超碧落”，北门额书“俯视红尘”。
在塔边，还立着有一口明代铸造的铁钟，中共中央在延安时，一旦发现有敌机来袭，放哨的战士，就“当当”地敲起铁钟，及时地对延安城的军民发出防空警报。延安宝塔，在当时就是延安精神的象征，根据当时的知情人回忆：1938年5月至8月，仅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就有2288人。他们看到宝塔山的一刻，很多人都是激动地热泪盈眶，跪下来亲吻这片炙热的土地。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不管是日寇还是国军的飞机，如果第一颗航空重磅炸弹投向中共党政机关，那么第二颗炸弹绝对要投向宝塔山，因为炸掉宝塔山，从根本上就等于摧毁了延安的精神和象征，更何况宝塔的旁边，还悬着一口报警的铁钟。
可是事实上，不管是日寇和国军的飞机，都是在拿延安的宝塔，在当空袭的地标，因为一旦没有了宝塔，他们真的无法在空中确定延安城的准确位置。
因为在解放前，延安只是一座小县城，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曾经对延安，有这样的描述：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
延安县城面积狭小、目标不明显、黄土高坡地形复杂，如果没有这座宝塔，飞行员在天上，几乎无法区分延安和周围富县、甘泉、延长、延川、清涧等几座县城的区别，故此，延安的宝塔不能炸，如果炸了延安的宝塔，以后就没法对延安发动下一轮准确的空袭——“地标”两个字，是日寇和国军不炸延安宝塔的绝密原因。
我延安中央机关的领导，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主持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把宝塔山炸掉还是挖掉（延安炸药少，为节省炸药的原因）。后来经过权衡，大家都认为，宝塔山在人们心里的地位崇高，它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延安精神的象征。所以，延安中共中央慎重权衡之下，决定不对宝塔做任何处理。
这样大智大勇的决定，反映出的都是当时延安中央机关的领导，对抗日必胜的信心，以及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只要有“信心”，延安精神就会永在，宝塔也会屹立不倒！
几回梦回延安 双手捧定宝塔山 表现了诗人谁在阔别十年中对延安无限的怀念
《回延安》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的代表作之一，它抒发了诗人1956年重回阔别十余年的延安时的激动与喜悦之情，赞颂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脍炙人口的诗句在几代人中深情传唱，它之所以能打动无数读者的心灵，就在于它对革命圣地延安的真挚情感和对延安精神的礼赞。“回延安”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象征，提醒中国人民时刻不忘初心，矢志永远奋斗。
“巍巍宝塔山不是靠这首诗扬名的。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它确实是我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印记”
他的作品不再表现“小我”的情绪，而与民族、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走入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回延安》是对圣地延安的歌颂，也是对革命精神的礼赞
1956年3月，32岁的贺敬之赴延安参加团中央组织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这是贺敬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回延安。不同于雪花纷飞的北京，飞机进入了无边的黄土高原，望见窗外奔腾的滔滔延河，贺敬之的心紧张得缩成了一团。近乡情更怯，他曾在延安生活了整整6年，是延安人民黄澄澄的小米把他养大。（丁七玲：《为时代放声歌唱——贺敬之传》）
1938年，14岁的贺敬之离开硝烟炮火中的家乡台儿庄，踏上追寻革命与真理的道路，他追寻已内迁的学校，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保卫大武汉”失败后，学校又迁往四川。学生们跟随学校一路走，一路寻找着救国之道，目睹了日寇的残暴与国民党军队的无能。贺敬之看到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消极抗战和一些弊端。贺敬之的思想在1939年发生了变化，这时候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的发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被国民党特务捣毁。在这种情况下，贺敬之与另外三位同学毅然踏上了北上延安的道路。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沿着川陕公路，穿过偏僻的小道，一路遇到不少艰难险阻，甚至还迷了路，最后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七贤庄，后来贺敬之在一首诗中写道：“死生一决投八路，阴阳两分七。
1940年，贺敬之终于到达延安。在延安，贺敬之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1年入党。1945年，21岁的贺敬之参与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是剧本的主要执笔者。此外，贺敬之还创作了《南泥湾》等至今传唱的歌曲的歌词，迎来了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可以说，在延安受到的革命与文学的教育奠定了贺敬之一生的底色，也让他对延安产生了如同再生父母般的深厚感情。在去延安之前，贺敬之只是一个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少年，他关心国家的命运，想要打垮日本鬼子，但是并未找到抗日救亡的道路，正是延安教育了他，让他走上了革命之路。在延安，贺敬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从一个爱国者成为了一个革命者，成为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新阶段的一个小兵”。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在胡宗南的指挥下进攻延安，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鲁艺等文化机构经张家口进入华北地区，贺敬之从此离开了延安。
10年之后，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正在到来，贺敬之在这个时候回到其革命与文学生涯的起点延安。从五里铺到南关的河滩上，热闹的锣鼓唢呐声响了起来，头扎雪白的羊肚子手巾、腰系紫红色腰带的男女老少，扭起了陕北大秧歌，他们是欢迎贺敬之一行的延安人民。贺敬之欣喜地发现，熟识的延安已旧貌换新颜：杜甫川上，架起了宽大的钢筋水泥大桥；南关大街两侧是一排排的百货店、新华书店、饭馆、人民医院……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冲击着贺敬之的心灵，最终凝结为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回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