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为何冒出个广州国民政府？蒋介石大权独揽，谁有实力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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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的消息甫一传出，社会舆论顿时哗然。

一、反蒋联盟的形成

当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及其所控制的十九路军和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的态度。

为此，蒋于扣胡第二天致电当时在广东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并转二陈，内称：“中央昨日密提弹劾展堂案，其大意谓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召集国民会议，意义重大……乃胡汉民同志以立法院院长之地位独持异议，对于国民会议之职权妄欲有所限制，尤坚不欲有训政时期之约法……对于此事中无法处理，惟有从保全耆硕，消弭纠纷方面以谋妥善。”

但蒋氏此举并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一致赞同。3月7日，原本--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即借口为超度阵亡将士诵经，离京赴宝华山暂居，以示消极。8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致电南京请求辞职，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也借口养病留粤不归。

胡汉民被囚后，蒋介石最初还想封锁消息，“自一日晨起，电报与京沪长途电话，皆严密检查，消息无法传出”，“蒋介石二日在国府纪念周宣布胡汉民罪之演说词”，也由总司令部通知各报“不许登载”。

胡汉民被囚汤山后，并没有向蒋介石屈服。他只是向蒋要求允许常为自己看病的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前来照顾。他选择要邓来治病自然是有其深意的。邓真德是铁道部长孙科的亲信，通过邓的联络，胡汉民先后同孙科、古应芬等取得联系，嘱咐他们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在胡的授意下，古应芬便积极策划驻防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发难反蒋。

古应芬到广州后，一面暗中同孙科联系，利用孙科是孙中山儿子的声望，借以扩大反蒋派的声势；同时派人会晤已率军队攻入广西的陈济棠，希望他能与桂方息兵，共同反蒋。这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陈济棠能够独立控制广东这样重要的省份，并且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内心总是惴不安。

特别是当时亲蒋的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一直对他构成重大威胁。尽管此时十九路军已奉命北调江西参加“剿共”，但二陈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胡汉民的被困，使陈济棠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如不反蒋迟早也会被蒋吞掉。为此，他于3月5日致电南京表示：请爱护胡汉民，以免内忧。

除古应芬外，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这时也来到广州，力劝陈济棠反蒋。“他是扣胡前以南京中央党部广东党务视察员的身份来的。在这一次广东省党部的集会上，李就提议电蒋质问何故扣胡，反蒋空气逐渐到了表面化阶段”。

在古、李的影响下，陈济棠的反蒋态度逐步明朗。他明白此时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单独举起反蒋大旗，他如果能率先反蒋，对蒋不满的各派政客和军事势力定会拥他充当盟主，从而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因此，他决定先同正在对垒的张(张发奎)、桂联军停战，从广西撤军。他还亲自同张发奎会商合作，并派心腹林翼中到南宁会晤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捐弃前嫌，联合反蒋。

李、白、张在屡次战败之余实力大为削弱，已有岌岌可危之势，获此良机得以重整桂系，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此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虽然一贯亲蒋，但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不过他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颇深，特别是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遂于4月28日悄然潜往香港。这样，广东的军政大权便完全置于陈济棠的控制之下。

古、陈之外，孙科是参加反蒋行动的另一大将。孙科当时担任着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他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1928年孙科随胡自欧洲返国后，尽管被增选为中常委，但在南京政权中并没有什么实际发言权，同宋子文、孔祥熙也有着利害冲突。胡汉民的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自然引起孙科对蒋氏的不满，更使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二、反蒋人士云集广州

4月中旬，孙科、马超俊纷纷不辞而别，潜往上海。甚至连约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具体负责制定约法的王宠惠，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等人，也纷纷随孙科跑到上海，表示同蒋不合作的态度。此时，胡汉民被扣，汪精卫被排斥，国民会议的开幕日期已迫在眉睫，这一切骤然使孙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政治天平上明显增强了分量。他的离去对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为此，蒋介石于4月28日派吴稚晖、张静江、孔祥熙赴沪力图劝说孙科等人返京。29日再请吴稚晖“警告展堂，属其慎思，不可致粤叛离”。其实，蒋介石深知：“此事症结仍在胡也。”此时的孙科已不肯对蒋介石的逼迫轻易就范。他感到在这次反蒋救胡的党内斗争中，定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孙科对吴稚晖等人“提议以恢复胡先生自由为前提，然后再谈其他”。

“果然从那时起，国民党的政治市场中就在‘胡先生’、汪先生'之外，又加了一位‘孙先生'了”。

而此时陈济棠因感力量不足，且“既联桂，即不能拒汪”，故“力主迎汪”。“但古(应芬)及各将领以羊城浩劫由汪造成，迎汪何以平民愤。

故开会时均不发言，示与汪不能合作。余(汉谋)、香(翰屏)旋谓余等无主张，惟总指挥是听。陈因大愤，遂发表只任军事，其意以为迎汪系政治问题也。”此时已加入反蒋行列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原本在扩大会议时就同汪派合作，当然欢迎汪精卫参加。同时，邓泽如等粤派元老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甚至连胡汉民都不惜同长期政见不合的汪精卫合作。胡通过邓真德同孙科、古应芬联络，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

这样一来，古应芬等在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说服了胡派中的反汪人士，促成胡、汪两派之间的政治休战。

因胡汉民被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再次给了进退失据的汪精卫重整旗鼓的机会。他明知亲胡的广东军政当局不会真心替自己捧场，但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捞回一些政治资本。

“孙科到上海后，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相依托，也并不孤立。但在孙科尚未公开反蒋前，汪精卫先留驻香港，公开发表谈话称：“不赴广州，只局外接应。”

汪精卫深知此次广东方面不可能推他当主角，但在反蒋这一点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他致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谓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而纠纷亦愈少”，主张首先在“军事上同粤方合作，党务政治，则依次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

经过这样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便又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可以同蒋介石相对峙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开打出反蒋旗号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打响第一炮的是：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历数蒋的罪行：一是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二是陷害许崇智；三是非法扣押胡汉民。其罪行“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并披露胡被囚事件的真相，指出：“胡汉民同志以国民会议不应议及约法，与蒋主张不合，被其监视。

蒋犹出席纪念周演讲党员自由问题，且公然指胡同志不能出京，其非法捕禁，已为中外人士所共知。”“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重要人员?”“夫以一国之元首，不惜躬身毁法，乃以约法号召天下，其谁信之?”通电号召“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要求将蒋撤职查办。

邓泽如等四人都是在国民党内有着很久历史和相当地位的元老，又都是中央监察委员，林森还是胡汉民囚禁后被南京举为代替胡汉民做立法院长的人选。由他们四人联名正式提出弹劾，其影响自然远非一般人的意见所可比拟。受此影响，当日上海公债市场价格即暴跌。

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通电对余声罪致讨，余始以其非军阀，为监委，故辞职引咎，以为自白之地。继思剿匪将士与国民会议二事，如余辞职，必受影响，国即绝望矣。”故决定坚不辞职，呈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

5月4日当晚(即国民会议召开前夜)，蒋介石在吴稚晖的劝说下主动登门“拜访”胡汉民，请胡出席国民会议，但并未言及恢复自由和职务。胡汉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会议，无非只是为蒋粉饰太平，自然表示决不参加，并对蒋说：“国事非同儿戏，我更不是三尺童子，岂能听人吩咐。国民会议我要出席，用不着请，我不愿出席，虽请亦徒然。今日尚有我说话余地吗?”

双方会晤仅十五分钟。

三、反蒋局面为何会形成？

从表面上看，反蒋各派前此虽已多次被蒋介石打败，蒋的地位似乎已很牢固。但蒋只是依靠武力和分化收买手段挫败他的政治对手，并没有真正赢得人心；相反，他在铲除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奏效于一时，却使更多人感到寒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集结起一股更加强大的反蒋暗流。各派代表人物仍然散处各地，窥测方向，伺机再起。他们彼此间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反对蒋介石集权，希望保持或夺回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自上海到香港后，会合汪精卫等同赴广州。25日，由任过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领衔，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陈策、林云陔、李文范等联名通电，列举蒋介石篡党窃国罪状，并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蒋介石“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并称：“如执事置若罔闻，仍欲凭藉暴力以遂私图，则执事一人实为破坏和平之戎首。何去何从，惟执事图之。”

汪精卫、孙科等人抵达广州的当日即出席广东省党部纪念周，并针对南京中央和蒋介石个人分别发表了措词强硬的演讲。汪精卫的演讲以推翻南京独裁政权为中心，而孙科更在演说中指责蒋介石为“疫鼠”，

至此，双方的对峙已无回旋余地，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四、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

1931年5月27日，粤方责令蒋介石引退的期限一到，各派立刻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规定：凡是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只要愿意前来反蒋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

并公开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宜称：“现在南京之中央党部，从前表示反对之同志，固不认其存在；曾经参加者，亦以此党部已为蒋中正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此存亡绝续之际，唯有以革命之手段……一心一德，以戡大难，以为党国谋长治久安。”

第二天，反蒋派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時。在他们联名发表的就职通电中，进一步申明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以武力相压迫者，亦所不畏。宁、粤分裂的局面至此正式形成。

.这一次广州组织政府反蒋的办法，大致还是沿用了前一年北平“扩大会议”的老路，“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嗣后凡本党中央委员莅粤，均一律请其出席非常会议，共策进行。又谓扩大会议亦在谋本党精神团结，此次非常会议为再次之扩大，故扩委均为当然之参加者。惟因各方任务重要，暂不能完全来粤耳”。

不过，这次集合的反蒋派却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国民党元老中一向以广东人为多，而视浙江籍的蒋介石为“新进”。

这次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都是广东人。

“非常会议”下设四个委员会：一、组织委员会，委员为孙科、古应芬、邓泽如；二、宣传委员会，委员为汪精卫、邹鲁、李文范，并任命王昆仑为“非常会议”机关报《中央导报》主编；三、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为萧佛成、陈耀垣、刘纪文、邓青阳、陈树人；四、军队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为黄季陆、林翼中、黄公度等。

其成员大都为广东籍。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国府下设外交、财政二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也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与“扩大会议”不同的是，广州国民政府不设主席，依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议，由常务委员轮流主席。除外交、财政两部外，广州国民政府又设立军事委员会和政务委员会，任命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四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军事；指定李文范、刘纪文、麦焕章三人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办理军事、外交、财政以外的一切事宜。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并扩充武装力量。6月2日，国务会议决定将两广各军队番号定名为“国民革命军”，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此外又任命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陈济棠旋即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军一百五十个团，分别任命余汉谋为第一军军长、香翰屏为第二军军长、李扬敬为第三军军长；李宗仁也将张桂联军扩编为四个军七十二个团，任命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为第十五军军长。

为了表示两广合作诚意，粤方主动“接济桂军子弹五百万、军费每月廿五万至卅万”。而广西则表示愿代广东招募新兵。为此陈济棠特致电李宗仁表示：“募兵事此间颇感困难，兄允代募甚为感激。”

五、双方的斗争

在外交方面，陈友仁于6月1日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首先致电北平各国驻华公使表示：“请贵国政府撤回对于南京政府之承认，并停止与该政府商洽一切。此后凡与南京各机关订立任何合同或条约……均一律不生效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概不承认。”

6月10日，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强行收回粤海关，此后粤海关税收每月250万两悉数解交广州政府，同时发行1000万两公债扩充军费。

为了扩大反蒋同盟，广州“非常会议”还发表《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称目前主要任务是：一是在蒋管区“立即秘密组织，从事活动”；二是在军事上应与北方各省“亟谋合作，以竟成功”，“务使党务之发展与军事之发展同时并行”；四是各省反蒋党部无论是公开还是秘密机关，都要“取精神之团结，在合法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加人共同工作，以期收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之效”。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宁、粤双方在军事准备尚未周全之时，便不停地相互口诛笔伐。电报战虽然打得热闹，终究无补于大事，私下的分化活动是宁、粤双方此时最紧要的工作。5月15日，蒋分别密电陈济棠所部的三个师长。

当时，对陈济棠最直接的威胁，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控制的九路军。它同陈济棠的第八路军，原本都是由北伐时李济深第四军属下的两个师发展而成，同为广东部队。中原大战时，两军曾一度联合击破张桂军。此后十九路军北调为蒋介石效力，屡屡获胜，为此还贏取了蒋介石100万元酬赏，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

此时，十九路军正在江西“剿共”，距广东省境最近。因此它的动向至为关键。虽然陈铭相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但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于是在四监委弹电发出前两天，悄然潜往香港。为了取得陈铭枢的支持，陈济棠先后三次派金管澄、黄季陆赴港邀陈铭枢回粤合作，但都遭到拒绝。

和蒋介石一样，广东国民政府在对宁方口诛笔伐的同时，不断四出活动，联络各派反蒋势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两广军政同志，均主张武力解决”，于是共推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孙科也致电冯玉祥，鼓励他再次投入反蒋阵营。广东方面的努力，立即赢得冯玉样的回应，并派“代表赴粤，报告一切”。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各派反蒋力量，“而收一致之效”，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嗣后所有北方党政军各种进行方案，本执行部当负责办理。”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柏文蔚、王法勤、谢持五人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

为了打消冯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即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友三)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孙)殿英部现正准备出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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