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力转移与多元国际社会的韧性： 超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 国政学人
中国、权力转移与多元国际社会的韧性： 超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 国政学人
中国、权力转移与多元国际社会的韧性：超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作者：Yongjin Zhang，张勇进，布里斯托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来源：Yongjin Zhang, “China, Power Transition, and the Resilience of Pluralist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yond Realism and Liberalism,” Tonny Brems Knudsen and Cornelia Navari, eds., Power Transition in the Anarchical Society.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p.125-152.
导读
21世纪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根本转变，主要表现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大国，正在重塑全球动态。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现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引发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给正在进行的权力转移增添了一层额外的意义，因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一些政治评论家，在最近的叙述中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描述为民主和专制的竞争。本文通过倡导多元国际社会的韧性（the Resilience of Pluralist International Society），从明确的英国学派视角出发，对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提出质疑。作者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现实主义者将中国视为寻求地区霸权的修正主义国家（ revisionist power），而自由主义者则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持久性更加乐观，即使中国等崛起大国对该秩序带来了挑战。
作者通过强调多元国际社会的韧性来挑战这些观点，并表示中国的崛起实际上表明了多元国际社会的韧性和持久性（resilience and abiding nature）。作者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未来的影响。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表明了一个实现多样化和繁荣的世界安全愿景。这一愿景与多元化国际社会的愿望相一致，作者主张将其视为规范上合理（normatively sensible）、道德上站得住脚（morally defensible）、政治上可行（politically viable）的21世纪共同秩序。本文随后深入探讨了有关中国崛起和权力转移的持续争论，重点关注关键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及其不满。它审视了中国在自由国际秩序中的迅速崛起，并讨论了这对全球政治和现有权力结构的影响。最后，作者认为多元国际社会是 21 世纪国际关系可行且在道义上站得住脚的框架。多元国际社会的韧性适应了全球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为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中国与权力转移：持续的争论及其缺憾
关于中国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权力转移的讨论，主要由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学者主导。然而，这些讨论正变得越发陈旧。为了分析，作者从最近的辩论中概括出现实主义者的三个主要观点。首先，他们认为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这回应了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观点，即一个富裕的强大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status quo power），相反它将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以获得区域主导地位。此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霸权”，并且正在挑战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这些观点经常面临质疑、挑战甚至反驳，因为它们没办法完全解释中国的外交行为的全貌。如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曾指出，即使在中国外交政策变得更为强硬后，其在参与国际机构和遵守更广泛领域的规范方面并没有显著改变，经常表现得更像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相反地，一些人认为，正是美国，凭借布什主义（The Bush Doctrine）等政策，才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大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影响力。
第二个现实主义论点涉及霸权战争（hegemonic war）的概念，学者如吉尔平和艾利森（Graham Allison）使用修昔底德的思想来理解美中之间的权力转移。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理论认为，崛起的大国自然会要求更多的影响力和尊重，导致老牌强国感到恐惧和不安全，进而诱发潜在冲突，尽管艾利森澄清说他的目标是预防而不是预测美中之间的战争。第三个论点回到了国际体系中多极/两极的概念，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结构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预测，随着美国单极地位的衰落，国际体系已经变得多极化，这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丧钟（death knell）。他在美中对抗中预见到三种新秩序的出现，包括一个以全球合作为重点的薄弱国际秩序和两个以激烈安全竞争为中心的厚实秩序（a thi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wo thick bounded orders）。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学者同意中国的崛起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结束，但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持续性更为乐观。他们讨论这个秩序是否能够经受住日益强大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质疑接触中国是否能将其整合到自由秩序中。但是，更根本的是，他们认为自由秩序所蕴含的思想既是西方的，也是世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替代品并不存在。对自由派观点的批评者认为，战后由美国有意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一个神话（myth），美国及其盟国构建的强大冷战秩序既不是真正的国际秩序，也不是自由秩序。自由派过于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政策和国际行为将无一例外地受到现有国际机构优势的制约。还有人担心，自由秩序的危机根本上源于美国内部的因素，尤其是美国敌视自由国际主义的领导层（特朗普）的政策。
总之，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都就中国的崛起、权力转移及其对全球秩序未来的影响提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但又存在争议的命题。然而，他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管理中国的崛起，以维护现有的霸权秩序，而往往忽视了中国的力量作为塑造国际关系中制度和规范变化的因素的潜力。这一点尤其令人遗憾，因为日益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拥有不同的政治和价值体系以及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一个强大而独特的中国的崛起给西方带来了挑战，西方必须学会在一个不再完全由西方物质和意识形态力量主导的世界中与之共存。
中国在自由主义为我独尊的世界 （a World of Liberal Hubris）中崛起
要理解中国的崛起和权力转移对国际社会规范框架变化的影响，更具体地说，正如本文试图论证的多元国际社会的韧性，就必须提出并回答以下探究性问题。在冷战结束后由美国力量和自由国际秩序所塑造的世界中，中国是如何从一个在全球经济边缘的国家迅速崛起的？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被认为发生在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简而言之，中国的强国之路之所以反常，是因为中国是在美国强权的支持下，通过与美国所维持的自由经济秩序的融合而崛起的。但也许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是在一个自由主义为我独尊的世界中崛起的，在这个世界中，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向外扩张，似乎为世界提供了全球政治的普遍逻辑（universal logic）。这是一个在意识形态、规范、地区与全球地缘政治和战略上对中国崛起不尽友善的世界。
首先，文章探讨了后冷战时期自由主义唯我独尊世界的表现，特别是在1989年左右。这一时期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是柏林墙的倒塌和随后的苏联解体。它被誉为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将被普遍化的接受。这一观点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论文中得到了最著名的体现。这个时代见证了美国利用其前所未有的力量来推广自由普世主义的愿景，导致了自由干预主义和政权更迭战争等行动。这种自由主义狂妄自大的表达方式与令人震惊的主张，不仅庆祝了一种对自由主义构成威胁的意识形态的消亡，而且复活了历史上失信的启蒙运动对普世文明的期望。它宣称自由主义是人类进步的顶点，所有历史最终都将汇聚于此，自由主义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然而，这些行动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狂妄自大最终面临重大挫败，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
第二个叙事重点是在自由主义唯我独尊的世界中，中国的独特崛起之路。前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在东欧消亡之后，中国在国际上也深受其害。与预期的崩溃相反，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作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和开放，积极追求发展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此后，中国政府孜孜不倦地遵循邓小平著名的 24 字箴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一心一意地追求经济发展。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颠覆了西方关于经济自由化会导致政治“民主化”的期望。相反，中国的崛起突显了西方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明显矛盾，即其经济成功并未促成向西方“自由民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继续掌握权力，中国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全球力量，挑战着美国和自由秩序。
中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的历史性时刻的到来，还有一个层面值得关注。在现有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权力转移文献中，很少有研究中国与其他地区大国，尤其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权力过渡的。国际关系学界普遍忽略了21世纪中日和中俄之间的权力转移，而这两个地区大国权力转移的案例都可以说已经和平地完成了。对该地区显著的和平权力交接却没有引发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保持沉默，这一点实在令人费解。中日两国在经济方面的权力交接要比日本与前苏联之间的权力交接精彩得多。2000 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为 4.89 万亿美元，是中国GDP 1.21 万亿美元的四倍；而到 2020 年，中国的GDP达到 14.72 万亿美元，几乎是日本的三倍。对于地区和平与稳定而言，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权力交接无疑比英国/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权力交接更具影响力。俄罗斯 2020 年的GDP约为 1.4 万亿美元，而仅中国广东省的GDP就为 1.6 万亿美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俄罗斯的十倍多。
冷战后短短二十多年间，中国已成为全球国际社会中仅次于美国的大国。中国独辟奇径的强国之路有四个特点值得强调。首先，主要由中国崛起引发的全球权力转移是通过发达的国际机构矩阵为媒介进行的。其次，中国崛起于自由主义唯我独尊的时期，而且这个世界并不是中国自己创造的，而是由美国力量主导的。第三，中国的崛起得益于中日和中俄之间最显著的地区权力过渡。第四，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伴随着政治制度的“自由化”。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依旧保留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崛起的中国与多元国际社会的韧性
中国崛起对多元国际社会的韧性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英国学派的学术研究如何为理解中国在21世纪全球秩序建设中的规范与制度变革及巩固提供洞见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理解1966年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对国际社会界定的两个重要概念。即趋同主义 （solidar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这种二元论在学者之间引发了关于国际社会规范和机构演变的辩论。
在这一概念框架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首先，除了中美霸主地位的争夺之外，地区和全球层面正在进行的权力转移如何反馈到现有全球秩序的结构和动态之中。全球权力平衡正在转变，使国际社会从过于自信的自由主义阶段转向更多元化的状态。这种转变引发了对自由主义议程的怀疑，并表明冷战后主要由美国的主导地位驱动的权力集中是一个特殊的阶段。现在的事实是这一阶段即将结束。其次是以中国、俄罗斯，巴西等非西方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为标志的全球权力转移所产生的地方化效应（provincializing effect）。这种地方化在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效应尤其突出。它凸显了西方与其他国家之间利益和价值观的异质性 （heterogeneity），它们在秩序和正义议程上有不同的优先事项，对全球正义的概念也相互竞争。中国等新兴大国挑战了西方对全球正义的假设，抵制了强加给它们的权力、规范和制度，并在塑造全球秩序及其底层价值观方面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第三，大国共识（great power consensus）的必要性及其为国际社会的演变提供“总体方向”的持久重要性。中国进入大国领域复杂化了此前被假定的向自由主义趋同国际社会转变的轨迹。这样的轨迹却在中国跻身大国之列后变得错综复杂。中国强烈倡导主权和不干涉等多元主义原则，标志着与西方自由秩序截然不同的立场。
人们经常注意到，冷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威斯特伐利亚制度和规范的拥护者，当时西方正以傲慢的姿态寻求重新定义和超越多元化制度。毫无疑问，中国外交政策中对主权和不干涉的强硬立场背后有着强烈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e）。北京的立场由战略目标驱动，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多元体制有助于促进国家重新统一（national reunification）和保障政权安全(regime security)。中国对联合国及其主权和不干涉基本原则的支持凸显了其对多元秩序的承诺。认为其在规范上是合理的、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所谓“合法化霸权（legalized hegemony）”赋予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特权地位。这在中国崛起于一个自由主义唯我独尊的时代尤为重要，当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无情的攻击，多元国际社会被视为失败，而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偶然。因此中国的立场在西方大国对联合国的支持表现出波动时至关重要。其中中国对多元国际秩序的四种辩护最为突出。首先，中国捍卫主权国家本体优先的多元秩序。对中国而言，国家主权不可侵犯仍是保障国家安全、抵御外来侵略和国际干预的最佳手段和希望所在。其次，中国认为联合国在正式组织上最能代表全球国际社会。它强调，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五常霸权合法化的集体安全体系虽不完善，但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应继续作为国际政治秩序和安全的基础。第三，北京一贯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 21 世纪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和规范，这是对基于《宪章》的秩序的一种更具规范性的捍卫。第四，中国对多元秩序进行了哲学解释，初步提出了一个规范性世界秩序的愿景，以公正地对待现实世界中的文明多样性。这一倡议现在越来越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广为人知。
总之，中国的崛起代表了对国际社会多元价值观的重申，挑战了国际社会趋同主义向世界社会的转变。一种文明的规范标准不能用来评判另一种文明的规范标准。这一转变强调了建设一个尊重文明多样性，公正对待不同文化或文明的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结论：迈向多元化安全的世界
中国倡导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推动多极化，反对单极霸权的概念。这种立场反映了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这在多元主义国际秩序中至关重要。这种观点呼应了古典英国学派学者的信念，他们认为国家体系是保护和促进国家及国际国家社会价值和利益的最佳方法。可以说，冷战后自由主义秩序的解体帮助了多元化国际社会的恢复。民族主义作为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在重申主权和不干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时，破坏了冷战后的自由国际主义。因此，要确保民主世界的安全，美国就必须努力使自由民主世界本身重新恢复平衡，使自由、平等、开放这些自由秩序的核心，与社会团结、主权与相互依存的价值观恢复平衡。
今天，任何对未来全球秩序的探索所面临的首要和永恒挑战仍然是如何将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塑造成共同的秩序。全球权力转移以及中国以不同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崛起为第二强国，明显加剧了这一挑战。多元主义国际社会作为共同秩序的竞争愿景，具有若干优点。它承认大国之间就全球国际社会规范演变的大方向达成了有限的共识。它积极推动并形成了一套制度安排，作为成员国在道德、文化和意识形态多样性世界中的生存方式。在全球权力转移的历史时期，主权和不干涉作为主要制度继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促进和维护大国之间的合作方面，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1963年冷战最激烈的时候，肯尼迪总统在反思古巴导弹危机和美苏之间的深刻分歧时，提出了一个共同秩序的愿景，这个愿景被多元国际社会很好地捕捉到了。“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分歧，至少我们可以建设一个对多元化安全的世界。”肯尼迪总统所表达的这一概念强调了我们共同的人性和尽管存在差异，也必须和平共处的必要性。文章认为，这种多元主义愿景与当前的全球权力动态相一致，为管理全球多样性和冲突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框架。
词汇积累
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e
地方化效应
provincializing effect
异质性
heterogeneity
趋同主义
solidarism
多元主义
pluralism
傲慢，狂妄自大
hubris
韧性
resilience
译者：张睿哲，国政学人编译员，布里斯托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在读。主要研究兴趣为东亚区域秩序和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经张勇进教授本人审校并授权国政学人平台进行编译，编译内容仅供参考。
校对 | 于依言 陈胜业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宋文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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