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杀手刘全德，独自炸银行被蒋介石表扬，因醉酒被我军抓获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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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春天，中国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了中华大地，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江西省吉安市，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下，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

这一天，一个只有14岁的小男孩来到了红军的驻地，他坚决要求参加红军，扩红人员看着这个瘦弱的少年，不禁摇了摇头，一来他的年龄太小了，二来因为他的身体太瘦弱了，而做一名红军战士太艰苦了。

但是为了不挫伤他参加红军的积极性，扩红人员对他说：

“小鬼，红军非常辛苦，有时行军一天就要走几十公里，看你这么瘦弱，你能受得了么？我看还是等你长大了，再来参加红军吧！”

“别看我瘦，我的力气可大了，而且跑得很快，我特别会爬树。”这个少年说完，便向边上的一棵杏树上爬去，敏捷地像一只猴子，这一手使扩红人员眼睛一亮，当时红军通信条件差，缺少传令兵，这个小孩子正好可以当一个传令兵。

就这样，这个小男孩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他的名字叫刘全德，但是扩红人员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这个小男孩后来会成为一个三料特工，甚至给陈毅元帅带来危险。

刘全德参军后，刚开始当的是传令兵，由于头脑灵光，很快得到大家的赏识，不久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除此以外，刘全德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臂力大，臂力大是枪打得准的基础，由于作战勇敢，他很快被提升为班长、排长，很快又被提升到红4军特务连任连长，而红4军的政治部主任是陈毅，刘全德直接负责陈毅的安全保卫工作。

特务连是当时红军保卫和情报工作的主要力量，刘全德经常执行上级交给的反特任务，为中央红军的反特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

就在中央红军大发展的时候，远在800多公里外的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

1931年4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在返回武汉时被叛徒指认被捕。顾顺章旋即叛变，首先供出共产党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致使10多人被捕牺牲。

紧急着顾顺章又和盘托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系统，国民党特务组织迅速对上海的中共中央进行了围追堵截，中共中央遭到了重大损失。

更为关键的是，中共中央的特科人员基本上都是顾顺章教出来的，而且顾顺章认识这些特科人员，尤其是特科的行动人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让这些人员离开上海，调一些新面孔到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保卫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刘全德被我党派往上海做地下党的锄奸保卫工作。客观地说，此人是一把从事谍报工作的好手。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喝红军的乳汁长大的。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刘全德可以成为我党的一把利剑。

但是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而刘全德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被淘出了局。

1935年11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中国革命处于历史上的低潮时期，大批的人员叛变，叛变的人供出另外的人，又引来更多的人叛变。

在这些叛变分子中，有人供出了刘全德，结果刘全德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

在酷刑和各种诱惑面前，他革命意志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这个受党教育多年的七尺男儿，这个最懂得变节意味着什么的人，竟“扑通”跪倒在国民党特务脚下，从此死心塌地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的鹰犬。

刘全德的叛变给我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由于他彪悍凶残，枪法娴熟，被送到特务训练班接受爆破、暗杀等特种训练，深得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赏识，并成为戴笠的得力干将，被称为军统特级杀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已成为军统特级杀手的刘全德被戴笠任命为国民党军统大佬陈恭澍的助手，陈恭澍号称军统第一杀手，刘全德协助陈恭澍在上海的工作。刘全德能够得到陈恭澍的认可，由此可见刘全德的水平。

刘全德接到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炸毁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营业厅。这是一项高难度的任务，国民党军统为什么要下达这个任务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做了汉奸，日本人让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一个政权存在的三大支撑：组织体系、武装力量和金融体系。

而金融体系是经济的来源，汪精卫决定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的基础是货币。

抗日战争初期的沦陷区流通的钞票有法币、华新票、联银票、老头票、军事票等许多种，金融行业混乱。汪伪政府非常清楚统一沦陷区的财政金融，是维持、强化伪政府的重要措施。

大汉奸周佛海奉汪精卫之命，在日本顾问指导与策划下，于1941年1月6日正式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中储券"就是一种钞票。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不久，就在上海外滩开设了分行。

但是汪伪政权想推行"中储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上海分行仍在租界中照常营业。而且在上海金融体系中占有主体地位。

另一方面，汪伪政府是汉奸政府，为抵制汉奸政府，上海银行钱业公所一致拒绝与"中储行"来往，全市各商店也统一拒绝使用"中储券"。

为此，周佛海决定采用恐怖手段强制推行"中储券"，汪伪警政部长兼特工部主任李士群，出动大批特务，一手持"中储券"，一手持手枪，到全市各大公司商店购买货物，对方如果拒绝接受"中储券"，便拔枪相向，迫使这些大公司和商店忍气吞声收下"中储券"。

更为甚者，李士群以"特工总部"名义，向上海滩上各银行、钱庄发出恐吓信，声称胆敢不接受"中储券"就以武力对付。

汪伪政府依靠暴力推行，伪逐渐流通并占据了上海市场，重庆国民政府的法币被挤出了上海，严重地打击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向蒋介石连连报告上述情况，蒋介石严令戴笠：

打乱汪伪的银行，夺回法币市场。

戴笠决定要炸毁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营业厅，给汪伪政府看看，戴笠命令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完成这一任务，而陈恭澍则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刘全德。

当时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营业厅，由汪伪政权派出警察保卫，进入营业厅人员无法携带武器，更别说是炸药了，刘全德几次踩点后，决定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营业厅的保卫队长身上着手。

这个保卫队长姓杨，这人也没有什么不良爱好，也不进赌场妓院，孤身一人在上海。

刘全德经过仔细调查，发现这个杨队长其实有一个老婆带着一个孩子住在青浦的乡下，杨队长知道自己的工作太危险，随时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为了家里人不受牵连，他对外声称孤身一人。

刘全德立即带人找到这个杨姓保卫队长的老婆和孩子，并将她们软禁起来，他取下这个孩子身上的刻有孩子姓名的长命锁找到了杨队长。要求杨队长配合，否则就杀了他的老婆孩子。杨姓队长只好就范。

这一天的晚上，杨队长请第二天值勤的两个警卫人员喝酒，将二个警卫人员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刘全德带了一个小箱子，里面装满了炸药，二名警卫人员无精打采的，等刘全德走进大厅才发现有人走了进去。

刘全德在大厅放下箱子，然后说尿急，就这样从容地走开，两名警卫人员就欲打开箱子，被杨队长制止了，理由是没有客人允许，不得打开箱子，他自己去找客人。

几分钟后，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爆炸声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营业厅处传来，整个营业厅被炸死10多人，2名警卫人员被当场炸死。

如果不是刘全德后来被我方抓获说出这个情节，谁也想不到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竟然是刘全德干的。

这一爆炸是刘全德的成名之作，并因此在国民党军统内声名鹊起，更加受到戴笠和陈恭澍的重视。蒋介石听闻此事后也感觉颇为神奇，并对刘全德加以表扬。

国民党军统对汪伪发动的攻势，引起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疯狂报复，76号特工总部的李士群设计抓获了陈恭澍，陈恭澍为保全性命，被迫投降，陈恭澍对刘全德有知遇之恩，所以刘全德也投靠了76号。

陈恭澍和刘全德虽然被迫投靠了76号，但刘全德并不是真的想当汉奸。

刘全德在军统特训班时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叫季仲鹏，而季仲鹏奉戴笠之命到上海从事特务工作。

76号有一次获取了季仲鹏的情报，并准备抓捕，刘全德得知后找到了季仲鹏，使季仲鹏逃脱了76号的抓捕，季仲鹏非常感激，刘全德对季仲鹏说：

“日本人太坏了，我现在为日本人服务是被逼的，我希望能重新回到军统，你老兄把我的想法向戴局长汇报。”

季仲鹏说：“我无法和戴局长单线联系，我回去后立即把你的想法向新任军统上海站站长毛森汇报。”

季仲鹏回去后立即向新任军统站站长毛森作了汇报，毛森拿不准刘全德的话是真是假，于是决定立个投名状，看刘全德是否敢立。

当时汪伪76号电台台长余阶疯狂破坏军统在沪电台，致使军统上海情报组织损失惨重。这令戴笠非常愤怒，于是戴笠下达锄奸令，要求立刻动手，除掉大汉奸余阶。

然而命令好下执行却是非常难，戴笠虽然下了死命令，但军统特工人员却久久未能得手，因为余阶的防卫极为严密：

一是始终有2~4个保镖在他周围，每次驾车外出，经常行驶不同路线，车上装有枪弹打不穿的保险玻璃，车牌有好几个，常常调换，因为没有规律，所以无法下手。

二是余阶从来不先下车，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卫士先下车，巡视四周认为安全，他才下车。

三是食物也很注意，除敌伪要员或好友请他吃饭，余阶绝不轻易上菜馆，以防下毒。

四是余阶的住宅除有保镖护卫外，周围尚有电网，其房间平日紧闭，外人绝难进去，又有敌伪特务人员常在附近巡逻，监视来往人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军统驻上海地区负责人毛森决定联络刘全德，因为毛森知道，余阶与陈恭澍常有来往，而刘全德正是陈恭澍的铁杆小弟，刘全德正是暗杀余阶的绝佳人选，于是决心运用刘全德执行暗杀任务。

让刘全德动手暗杀余阶，这就是刘全德重新回到军统的投名状。

此事事关重大，毛森决定亲自见见刘全德，刘全德确实想重新回到军统，接到季仲鹏传递过来的毛森的口信，刘全德立即密见了毛森。

毛森见到刘全德便直接说道：“现在余阶对军统的威胁太大，戴老板下了死命令必须要除掉余阶，但我们迟迟下不了手，不知全德兄能否担当此一重任？”

刘全德当即拍着胸脯回答道：“我来上海本来就是为了杀敌锄奸，如今我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定当不辱使命，然而我还有一事相求，我的老婆在上海，我希望能将她接走，万一任务失败也免遭到毒手。”

毛森当即答应了刘全德的要求，并介绍部属相锦标与刘全德相识，令刘全德行动之后，先去相锦标家作为藏身之所。

当时刘全德的妻子是一家纺织工厂的女工，和刘全德非常恩爱。

第二天，毛森便派人将刘全德的妻子送去后方，这样便解除了刘全德有后顾之忧。

有人要问，陈恭澍为什么和余阶关系非常好呢？因为余阶和陈恭澍都是河北人，两人是正宗的老乡，在当时汪伪在上海政权的人员中，以南方人居多，所以同为河北人的陈恭澍和余阶走得特别近。

1944年1月24日是农历除夕，陈恭澍在家里请余阶等汉奸吃年夜饭，他们喝得都比较嗨，酒足饭饱之后，他们也不敢去夜场，就留在陈恭澍家中打麻将。

由于是除夕，余阶让他的卫士回家帮助他老婆布置大年初一接待宾客事宜。在酒精的作用，他们一直打到深夜才结束，因为余阶的卫士已经回家，陈恭澍对他说：

“全德是我最铁的小兄弟，就由我卫士全德护送你回去吧！”

刘全德从饭局开始直至现在，一直对余阶非常殷勤，余阶感觉对方明显是在巴结自己，殊不知刘全德正在思量怎么要了他的命。

见陈恭澍如此建议，余阶当即表示接受。另一汉奸黄道生，他的汽车被太太开去使用，余阶对他说：

“我们一同走吧，先送你回家！”

对于突然而来的好机会，刘全德大喜过望，他服务特别卖力，他拉开车门，让余阶、黄道生坐前排，自己坐在后排，由余阶亲自驾车。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车辆已开到黄道生家门口，黄道生下车离去。刘全德准备在这一刻动手，但是转念一想，黄道生家边都是汪伪特务，他们听到枪响可能会冲出来，而自己又不会开车，无法迅速逃离。

于是刘全德把伸向手枪的手又缩了回来，并乘机坐到了前排，车子便向余阶家驶去，见离黄道生家已远，街上也静悄悄的，刘全德对余阶说：

“处长，我今晚一时高兴，酒喝得太多了，我想呕吐，你在路边停一下，我好吐出秽物。”

余阶见刘全德如此说，便当即停车，车子一停，刘全德立即掏出手枪，对着余阶胸部、腹部连发两弹，由于特工使用的都是小巧的手枪，虽然携带灵活，但是威力并不大，加上余阶又比较壮实，虽然血流如注，但是并不致命。

余阶在情急之下，急忙打开车门便向前逃，但是余阶已身负重伤，他踉踉跄跄撞向路边理发店，把玻璃窗都撞碎了。刘全德快步赶上前去，手枪顶着余阶的脑门就是两枪，余阶头部鲜血飞溅，立时气绝倒毙。

刘全德掏出打火机，往车上一扔将汽车烧着便急忙离开现场。

1944年1月25日，军统上海方面将暗杀余阶经过，电告重庆军统本部。

1月28日，正在兰州视察的戴笠接到毛人凤从重庆转来的电报，获悉余阶已死，当即回电毛人凤表示“甚为欣慰。”

余阶被暗杀后，刘全德按照军统事先的指示，到相锦标家暂避风头，但是他生性豪爽，根本不喜欢东躲西藏的日子，每天吵着要出去，相锦标极力相劝，也无法安定其野马个性。

而76 号那边很快断定是刘全德杀了余阶并潜逃，作为刘全德大哥的陈恭澍在报刊上刊登《告刘全德》大幅启事，让刘全德自首，报上写道：

“你我相处多年，深知你是多情重义的血性男儿，此次必系受人利用，闯此巨祸，盼你速速归来，我必助你解决一切，保你无事，否则将使我百口莫辩，陷我于绝境，你心何忍？”

刘全德是个讲义气的人，他看见启事后，也感觉对不起陈恭澍的栽培之恩，便立即打电话给陈恭澍表示抱歉，他虽然没有说出藏身地址，却等于告诉日伪当局自己仍在上海。

这一份启事也被毛森看见，很快相锦标告诉了毛森刘全德的状态，毛森大惊失色，他立即赶到相锦标家，看见刘全德正在抱头号哭。见毛森前来，刘全德哭着说道：

“我不是人，我太对不起陈恭澍，我要出去自首，以免连累老上官。”

毛森来之前早已想好说辞：

“老站长也是爱国男儿，他陷身敌伪手中，不得已才虚与委蛇，他绝不会真心做汉奸。出事后，日伪虽会找他，但他很容易推说不知情，以他的机智精干，必能应付过去。你如真的去自首，陈恭澍必会很生气，暗中骂你没有头脑，平白牺牲自己！”

刘全德想自首本来是情急之下的冲动之举，现在见毛森如此一说，感觉非常有道理，当下止住哭声。毛森让刘全德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待风头过后立即离开上海。

转眼已到正月二十过后，毛森派部属陪同刘全德秘密乘船离开沦陷区，并顺利到达湖州的长兴县与老婆团聚。

应该说在抗日战争中，刘全德的抗日行动是可圈可点的，甚至被人称为抗日英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刘全德继续在保密局任职，但是面对中共的情报部门，刘全德根本不是对手，并于1949年6月在上海被解放军逮捕。

但是由于刚解放不久，我方对他的罪恶掌握不多，加上他又施展两面手法，积极要求立功赎罪，在关押一周之后即被释放。

上海解放后，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一任市长，为了刺杀陈毅，毛人凤决定动用刘全德，并给他下了死命令

“限期6个月，除掉陈毅，震动中外！”

毛人凤还许诺，事成之后，刘全德可获得2000两黄金的奖赏，这笔奖金足以保证刘全德后半生不愁吃穿。出发前，刘全德被任命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

此次刘全德决心想干成这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尔后拿上一笔丰厚的补偿金，逸享天年。

刘全德前来上海刺杀陈毅的消息，内线很快就告知了国家安全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又告知了上海市公安局。

而此时的上海公安部门已经建起了非常严密的防卫网络，全市520万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对国民党特务进行彻底的清查。

上海市公安部门对刘全德在上海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按照先后顺序重点布控。

第一布控的对象是刘全德的密友姜冠球，而陆某则是姜冠球的好友。我侦察人员找到陆某，让他协助政府捉到刘全德，政府将对他给予表彰和奖励，陆某表示愿鼎力支持政府的工作。

陆某随即拜访姜冠球，并在姜冠球家里见到了刘全德，但由于没有做好预案，陆某深知不是刘全德的对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全德逃脱。

第二个布控的对象是史晓峰，而高香圃则是史晓峰的好友，我侦察人员找到高香圃，让他协助政府捉到刘全德，政府将对他给予表彰和奖励，高香圃表示愿鼎力支持政府的工作。

结果高香圃到史晓峰家拜访时遇到了刘全德，为了稳住刘全德，在史晓峰家里，高香圃和刘全德推杯换盏，高香圃酒量大，很快就把刘全德喝趴下，然后高香圃运用催吐术，吐了一地，并叫着：“喝多了，不能睡在这里，我要回家。”

史晓峰把高香圃送出院后，高香圃立即清醒过来，他看到迎面而来的两名解放军巡逻战士，当即说明情况，他们三个人返回史晓峰住处，将被灌醉酒的刘全德抓获。

军统特级杀手刘全德，独自炸银行被蒋介石表扬，因被灌醉酒被我军两名普通战士而抓获处决，这多少有点搞笑的味道，虽然没有影视剧那么惊险刺激，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刘全德在招供时说：

我这次到上海处处谨慎小心，好多关系都未走访，深居简出，外出注意化妆，没想到到上海只有一个多星期，就落到你们手中。

1950年8月，根据公安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刘全德押往北京，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接管。同年12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判处刘全德死刑。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曾在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