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是一个清官，但输在了民族气节上
于成龙，是一个清官，但输在了民族气节上
说起于成龙，大家无不举起大拇指，都知道是大清官，甚至不次于包青天、狄仁杰等前贤，连清圣祖康熙皇帝都赞曰“天下廉吏第一”。
历史上于成龙确实为官清廉，这一点无可否认。
可是近日读史，读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句，突然感觉似乎哪里不对劲儿。面对几乎被奉为圣人的康熙和于成龙君臣，让人不禁想到了同时期的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夏完淳等等名人，想到了气节、节操等等。
于成龙，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崇祯十二年(1639年)参加乡试，省城太原考场考官公然行贿受贿，徇私舞弊。于成龙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取了个副榜贡生。副榜贡生相当于备取生，不算中举，但可以直接参加会试。会试之后，于成龙以父亲年老为借口，辞去做官的机会，回到来堡村。
顺治十五年(1658年)，父亲病故。顺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龙入国子监学习，结业后出仕，任广西罗城知县,然后一步步受到重用。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于成龙本是前朝（朱明王朝）的秀才，而竟然为入主关内的清皇朝相中而见用。这一来是因为机遇，二来于成龙本人也乐于为之，在乡已等得过于长久而急渴，只要是上边见用，管它是朱明还是爱新觉罗氏大清，可谓主客观一拍即合。
说到此处，有人或许反驳，认为满汉融合，不应该有歧视，但要知道，当时并不是现在，如果当时满汉真正融和，也不会有扬州十日屠杀了，更不会清末“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了！也就是在大部分眼中他们是“异族”侵略者。
此时于成龙已届中年，作为功名微薄之人，有幸被立足未固的“异族”新皇朝所召用，对主上表现为感激涕零，此后他无论在何任上都是克尽职守，竭力效忠，初为广西罗城知县，后升迁至湖北、福建为官，直做到直隶巡抚、两江总督。
综观于成龙的一生，他决非只是内省以洁身，而更有外攘以清境的“业绩”。
其中他比较著名的功绩，至今令人津津乐道，就是镇压的地方盗贼匪患。但我们要知道，当时匪患，大致分为三种：一是真正的为非作歹的不逞之徒，二是不满清朝入据暴行而奋起自卫抗争的汉族兵民，三是应该反清复明的旧朝臣民。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他们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顺治二年四月清廷遣兵南下，即大肆屠戮汉人，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比如多尔衮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等等，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厦门。当时清军几乎将四川人杀绝，后来不得不“湖广填四川”，大移民。
其中最为后人所知的扬州十日，就发生在顺治二年（1645年）。
扬州在激烈抵抗后失陷，清兵屠戮劫掠，十日不封刀。“几世繁华的扬州城是时“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城中积尸如乱麻” 。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仅被和尚收殓的尸体就超80万具。
按照年龄计算，此时的于成龙正值壮年，作为读书人不应该不知道满清暴行吧！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余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的5165万减至顺治十七年的1900万，净减三分之二！
我们以于成龙初次为官的广西来说，初时有人口300万，被清军屠杀后仅剩100万。
也就是说，那些所谓的匪患，固然有无非作歹的匪徒，也不乏抵制满清暴行的军民，距离满清屠杀仅仅十余年，若说所有匪患皆是破坏社会安定的真正匪徒，而无当年不满清军暴行的反清义士，除非热血男儿早已被杀光了，显然是不可能的。
同时期的王船山等人呢？
先说王夫之，世称王船山，出生在一个武勋世家，祖父辈开始败落。自幼跟随自己的父亲、叔父、兄长读书，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以《春秋》第一名高中湖广乡试第五名。这时明朝已经到了存亡之秋，四方不靖，王夫之因此没有参加明代最后一科的会试。随后积极投入到反抗满清的斗争当中。1648年，王夫之与好友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
于成龙出仕的第二年，也就是1662年，王船山在做甚？
永历十六年(1662年)四月，王夫之惊闻永历帝在昆明亡，抗清英雄李定国、李来亨、白文选先后殉国，悲愤至极，续作《悲愤诗》一百韵。后来他决心隐退，辗转湘西各地，隐身深山古洞，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达四十年，而始终未发，罕有的“完发而终”。以往所见的一些说法则侧重于汉族士大夫不适应满族统治者的民族角度，而或多或少轻估了他们对于强暴者的不畏不卑，血腥镇压而不能夺其忠的可贵品格。
至于顾炎武（1613－1682）为此而遍游华北和西北地区，访察民情，搜集资料，注意研究边防和地理情况，并垦荒耕种，联络同道，不忘抗清。
黄宗羲（1610－1695）当清兵南下滥杀无辜时，他招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明朝（包括南明小朝延）彻底覆亡后，他屡次拒绝清朝征召，隐居著述。
很显然，以他们当时所持的观念，如对清朝统治者屈服并为其效力，就是屈节，就是投降，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绝对不可为的。
事实上，这三位除了没有皇帝的封号，名气远比于成龙响亮。
比如王船山，与其他两位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他是世界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
有趣的是，于成龙生卒年代，大致同于以上老三位，俄日全额都是知识分子，却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近年来，关于民族气节也有另外的说法：一曰所谓“气节”之说乃是汉儒的道德标准，西方对此并不甚计较；二曰所谓“满清”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当时降清或附清的官员士大夫在今天看来已无可挑剔。
果然是这样的吗？恐也未必尽然。
气节也并非是汉儒的迂腐观念，任何国家想必无不嘉许忠诚于国家民族并为之建功立业的人物，西方对于战争中投降的官兵可能不像我们在某个历史时期那么看重，但恐也不会是“变节有功”“投敌无害”的倡言者。
至于“满清”今已不属另类，由此便认为当时抗也罢，顺也罢，都无所谓气节与否，这完全是不同时间的概念，不可相互混淆。
大家要知道，数千年以来，民族融合、疆士变迁，中外古今不知凡几，不应将不同时期的情况任意偷换，否则，好多人和事就无法认定其是非优劣了。呵呵，比如伪满时期的东北，还有日据时的台湾，有些汉奸就不好评价了。
所以说，我们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当然了，为官清廉和民族气节是两回事，于成龙作为一代廉吏不应该否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