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满蒙独立”背后的日本阴谋：中日关系中的尖锐冲突与博弈

中日两国的近代史一直以来就相互纠葛、相互影响。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这一纠葛和影响逐步加强并成为两国近代史上的主旋律之一。大正时期的中日关系秉承明治时期以来的逐步恶化过程，逐渐形成了日本主攻、中国主守的局面。对此前文已有涉及，这里主要谈一下巴黎和会之后一段时期中日关系方面发生的事件。

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争端令中日关系恶化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由于此时日本势力已渗透到中国部分地区，所以这种交恶的状况势必会影响到当地中日人群之间的关系。这些地区主要包括东北、山东、福建以及长江中下游部分主要城市。1919年发生的宽城子事件和福州事件即是其中的典型。

郑家屯事件

宽城子事件发生在1919年7月的东北地区。其实早在三年前，东北就已经发生过另一起中日军队的摩擦，其名称为郑家屯事件。要谈宽城子事件，那还得从郑家屯事件说起，而要说郑家屯事件，那就必须要从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势力的延伸谈起。

中国的东北地区一直是日本垂涎之地。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所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中，日本就已经提出了中方割让辽东半岛的主张。只是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才以中方支付三千万两白银为代价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日本方面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日俄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骤然加剧，最终导致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爆发。此战结果，日方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双方于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朴次茅斯市签订协议，正式宣告战争结束并对双方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进行了初步安排。其基本内容包括：沙俄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地位，将中国东北大连湾和旅顺口的租借权让给日本，将南满（也就是东北南部）地区的铁路权益全部让给日本，同时还割让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北纬50°以南部分给日本。这就基本确立了日俄两国之间北满（东北北部）属俄、南满属日的势力分布态势。这一态势通过此后的《日俄协约》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完善。《日俄协约》的签订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十几年时间，先后签订了四份协议。其具体过程详见前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郑家屯事件之前不久的1916年7月3日，日俄刚刚签订了第四次《日俄协约》，在这一协定中，双方进一步确定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合作瓜分整个东亚的战略同盟关系。虽然日俄双方已有协议，但日本上上下下并不甘心于将蒙古拱手让予沙俄。1911年辛亥革命后，沙俄积极促成外蒙古独立，日本方面（尤其是陆军的中下级军官和浪人）则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内蒙古地区。

当时的西园寺内阁并没有积极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打算，但以大陆浪人川岛浪速为首的军部和浪人集团却极力主张通过发动所谓“满蒙独立运动”来进一步获取满洲（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利益。

川岛浪速(1866~1949)，出生于信浓国松本城下的武士家庭。由于出生时父亲川岛良显正在大阪准备参加德川幕府军队攻打长州藩的战斗，所以他就被取名为“浪速”。川岛浪速早年学过汉语，1886年20岁时从学校退学并前往中国各地游历，三年后因病返回日本。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他作为陆军的翻译官转战于各地，后来到台湾并受到了时任台湾总督乃木希典的赏识，成为一名台湾总督府的官员。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川岛浪速再次作为陆军翻译官从军征战。战后被清政府雇佣成为北京警务学堂总监并结交了清朝的肃亲王善耆。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灭亡。川岛浪速就与善耆一道策划成立宗社党，试图以复辟清朝为名促成满蒙地区的独立。1912年，他帮助善耆逃出北京并躲到位于旅顺的关东军都督府民政长官宿舍，秘密策划所谓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此次运动的核心包括：一方面与张作霖等东北地区主要军阀进行联系，力争获取他们对宗社党的认同与支持，另一方面力促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独立建国。川岛浪速的这些行动方案还获得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部分军官的支持。但后来因为张作霖宣布支持共和，日本官方害怕满蒙独立运动闹大引起更大纠纷而命令川岛等人中止了行动。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至此流产。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失败并未令川岛浪速放弃努力。1912年8月，他写成了《对华管见》一书，详细论述了其“满蒙独立”思想。1914年，大隈重信上台执政。大隈奉行对华强硬政策，任内炮制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同时也对川岛的满蒙独立运动暗地里给予支持。此时川岛刚刚认领了一名养女，她就是好友善耆的女儿，名字叫做金碧辉(1906~1948？)，此后她就以日文名川岛芳子而闻名于世。为了发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将川岛芳子嫁给了蒙古马队统领巴布扎布(1875~1916)之子甘珠尔扎布(1903~1970)，获得了这支3 000人武装的效忠，他同时还以宗社党的名义组建了一支2800人的以日本大陆浪人为首的“勤王军”。

1916年3月，川岛浪速在大连设立指挥部，预备在6月进攻奉天。川岛的行动在日本国内受到了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等人的支持，为此参谋本部还专门派遣了土井市之进(1867~1949)大佐和小矶国昭少佐等人前往中国与川岛一道策划起事。他们甚至还得到了国内财阀大仓喜八郎(1837~1928)100万日元行动资金的支持并用这笔钱购买了5 000挺步枪和八门野炮。此次行动统一归于土井大佐指挥，预定于4月15日正式发难。

正当一切计划顺风满帆的时候，日本国内对这次行动又发生了意见分歧。原来，在策划武装夺权的同时，日本方面一直在做张作霖的工作，希望他能主动宣布独立，那样就能兵不血刃达到目的了。进入4月之后，对于张作霖的争取工作进步很大，于是包括外相石井菊次郎、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以及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七太郎(1879~1957)在内的许多政府要员都主张放弃川岛行动并转而支持对张策反，甚至连原先支持起事的田中义一参谋次长也决定放弃行动。但土井和川岛等人的计划已经势成骑虎，无法停止。为了表示贯彻计划的决心，他们甚至还在5月27日试图向张作霖所乘马车扔炸弹对张进行刺杀，但最终未能成功。这次行动的失败令张作霖对日本人产生了防范心理，同时使得原本进展顺利的对张策反工作陷入了困境。

同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而中国政府的实际控制者则变成了皖系军阀段祺瑞，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再次为之一变。此时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大隈政府终于彻底改变主意，最终决定放弃对川岛浪速满蒙独立运动的支持。为了挽回颓势，巴布扎布所部于7月初南下以求一逞，但是该部在突泉地区遭到了张作霖属下洮辽镇守使吴俊升(1863~1928)的痛击，吴本人受重伤但战事获胜，叛军不得不向辽宁和吉林两省边界处逃亡，奉军则派出了第28师进行围追堵截。8月10日，第28师一部进驻吉林辽源；12日，巴布扎布军在郭家店再次受到重创。

郑家屯属辽源县，位于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此地除奉军28师之外还有一支日本的守备队驻扎。

8月13日下午3点多，郑家屯药店广济堂的日籍店员吉本喜代吉在经过中国军队第28师骑兵团驻地时因故与中国军人发生了口角，后来发展为肢体冲突。吉本在冲突中吃亏，于是就逃到日本领事馆在当地所设警察署寻求支援。警察署巡查川濑松太郎陪同吉本前往辽源镇守使官署交涉，但未遇到负责人。于是他们又转而向驻扎于当地的日军守备队寻求帮助。守备队队长井上太鬼知派出松尾彦治中尉以下约二十人陪同川濑和吉本前往中国军队驻地。双方一言不合发生武装冲突。后日军因寡不敌众而撤回军营，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并包围了日本军营。在中国当地官员的调解下，双方才在晚上七点左右结束冲突。此次冲突造成中国军队死5名、伤3名，日军死12名（其中包括川濑巡查）、伤5名。

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要求涉事的第27和第28师均撤出郑家屯，中国方面照办，日方乘机占据了镇上包括中国军营在内的全部重要军事设施。为了查明真相，张作霖、中国北京政府以及日本驻铁岭领事馆分别派出了调查人员对事件进行核查。在对华强硬的大隈政府授意下，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于9月2日向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陈锦涛提出了所谓的《郑家屯事件解决案》，其中除了惩办第28师师长及相关涉事人员之外，日方还提出了中国政府聘请日本警察和军事顾问、以及在东北要地派驻日本警察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而这些附加条款实际上正是“二十一条”中没有被中方接受的部分。中方对这些条件自然无法接受。此外，由于在各自的调查中对哪一方先开枪等事实的认定存在巨大分歧，中日双方在此事上陷入了几乎无法解决的僵局。

10月9日，第二次大隈内阁倒台，代之而起的是寺内正毅内阁。寺内内阁一改前任的对华强硬政策，转而通过“西原借款”等较为柔软的方法来获取和实现日本在中国的利益。此时，中国中央政府方面的“府院之争”已进入尾声，比较亲日的段祺瑞逐渐占据了上风。正是在这样稍稍缓和的气氛之下，郑家屯事件的解决也逐渐看到了曙光。

1917年1月22日，中方代表、新任外交总长伍廷芳和林权助在北京商定了解决事件的各条款并互换照会结案。其条文包括：

一、申饬第28师师长；二、有责任之中国军官，按照法律酌量处罚，其应从严者，自应从严；三、于日本臣民之杂居区域内，以对于日本军民待以相当礼遇等语，出示晓谕一般军民；四、奉天督军以相当方法表示抱歉之意，于关东都督及奉天总领事同在旅顺之时行之，其方法由该督军任意办理；五、给与日本商人吉本五百元之恤金。如上已定之五项全部实行后，日本必须撤退因事件发生增派至郑家屯的全部军队。

从上述条文可以看出，日方并未坚持以前提出的警察权、顾问权等要求，中方虽然在表面上被置于理亏赔款的境地，但以当时的外交态势来说，实际损失并不是很大。耐人寻味的是，就在郑家屯事件最终结案前两天，即1917年1月20日，“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借款（交通银行借款）开始生效。这些事实似乎在告诉我们，段政府和寺内内阁正在慢慢地相互接近并开始形成了某种默契。

另外再顺便提一下巴布扎布的最终结局。郑家屯事件发生后，巴布扎布军始终处于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10月8日，也就是寺内正毅内阁正式上台前一天，他来到了内蒙古林西县并指挥攻打县城。战斗中他被城中守军所发炮弹击毙，余部从此自行溃散。喧嚣一时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至此彻底宣告失败。

宽城子事件

郑家屯事件前后，东北地区政局的主旋律是张作霖势力的扩张。

奉天（即今辽宁）是张作霖的发家之处。自从1913年当上奉天督军兼省长之后，这里一直都在他的牢牢控制之下，“奉系”军阀之名也得自于此。但是，张作霖的野心是要成为东北王，甚至意图入主中原，他自然不会满足于一个奉天督军的位置。郑家屯事件结束半年后的1917年7月26日，张作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1867~1934)当上了黑龙江督军，这就使得奉系的势力延伸到了黑龙江。奉黑两省在手的张作霖于1918年9月7日又因为协助徐世昌竞选大总统而获得了北京政府任命的“东三省巡阅使”的职务，这实际上就将还不是张作霖势力范围的吉林省推到了即将被鱼肉的境地，而这也的确就是他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此时的吉林省督军孟恩远(1856~1933)对于张作霖奉系势力的延伸并不买账，于是，张就设法想要将他从吉林排挤出去。

1919年初，奉军孙烈臣(1872~1924)第27师和吴俊升第29师北上到达公主岭和范家屯一线，对吉林虎视眈眈；而吉林的部队也在长春一带布下阵势。双方几万人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一触即发。5月，“五四”运动爆发，张作霖在东北对反日运动严厉镇压，赢得了日本方面的好感，这为他在此后行动中获得日方支持埋下了伏笔。6月，为了逼走孟恩远，张作霖挑动吉林部分人士上京状告孟，同时举荐奉军将领孙烈臣担任吉林督军。7月6日，北京政府给孟以惠威将军虚衔，要其上京供职。孟恩远拒绝，而且指使手下将领公开抗拒吉林“易督”。孟张矛盾就此进一步激化。

宽城子事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宽城子位于长春市内，长春的旧名就叫宽城子。这里是中东铁路的重要节点。1905年日俄战争后所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就规定沙俄将中东铁路宽城子以南（也就是所谓“南满铁路”）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这里是所谓“南北满洲”的重要分界点。事件发生前，吉军第三旅第二步兵团奉命驻扎于长春二道沟火车站附近的二酉街。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其实主要是为了避免跟附近的日本南满铁道相关人员发生冲突，驻地周围专门拉上了警戒线。但事实发展却往往与当初的设想不同。

1919年7月19日下午一点左右，日本南满铁路附属地长春火车站巡视员船津藤二郎等人来到吉军驻地附近。他们意图强行闯入禁区，吉军上前阻止，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船津受伤，另一个日本人赶紧跑到日本守备队搬取救兵。日方派出大队副官住田某以下三十多人前往事发地。双方交涉无效，最后拔枪相向展开交火。交战过程中日方还有100多人赶来增援。在中方官员吉长道尹陶彬和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人员的调停下，战斗在下午三时左右停止。根据日方报道，交火结果导致日方部队住田本人因头部贯穿伤不治身死，其余两名日军士兵死亡，另有三十四名日军士兵负伤；中方士兵亦有相应伤亡。是为宽城子事件。

事件发生后，日方趁机从公主岭等地调集兵力，意图施加军事压力。在要求中方道歉和支付赔偿金的同时，还要求吉军撤出长春周围地区。事件发生后不久的7月23日，亲日的段祺瑞政府即顺势下令免去孟恩远吉林督军之职，同时以孙烈臣接任。在日军、张作霖以及北京段祺瑞政府的三重压力下，孟恩远再也无力支撑，于是便在7月28日电告张作霖，交出权力。从此张作霖便成为集奉天、黑龙江和吉林三省实权于一身的名副其实的“东北王”。1919年9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与中华民国代理外交总长陈箓就宽城子事件展开谈判。日方提出以下交涉事项：

1.给予死伤者抚慰金和治疗费；

2.处罚吉军直接责任者；

3.处罚当事巡警及责任者；

4.监管吉军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5.由张作霖出面向奉天总领事馆谢罪；

6.由徐世昌大总统签发处理该事件的命令须交付一份副本于日本驻华公使馆。

从中不难看出，吉军是整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而张作霖则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日方看上去收获满满，实际在东北权益上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至于北京政府，只不过做了一个橡皮图章而已。9月12日，北京政府全部接受了这些要求。此后即由张作霖直接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进行交涉。9月26日，张作霖亲自前往奉天领事馆向日方谢罪。12月初，各项赔偿及人员处置均落实到位。宽城子事件以日方的表面胜利和张作霖的实质性胜利而告最终收场。

福州事件

与宽城子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政治军事情势不同，福州事件基本就是“五四”运动背景下中国爱国民众与日本暴徒之间的一场流血冲突。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政府获得了台湾作为其殖民地，此后它又得陇望蜀，逐渐将与台湾岛仅一道海峡之隔的福建也纳入了其势力范围。“五四”运动爆发后，与邻省广东、江西等地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相呼应，福建的学生和工人也组织了激烈的反日游行和罢工运动。1919年10月31日晚，福州的一些日本人为庆祝天长节在南台的街道上举行提灯游行，对周围居民颇有惊扰。他们乘坐人力车不付工钱，对于巡警干涉他们也全然无视，更重要的是，此事事先并未知会当地政府。义愤填膺的中国学生随即跟在这些游行的日本人身后大呼反日口号。另外又有旅居厦门的台湾人开办赌场并与驻军发生冲突事件。中日之间的矛盾在福建已发展到势同水火的地步。

11月12日，日本驻福建领事馆称，11日下午二时，日商瑞顺洋行向桥北搬运火柴两箱，途经中州时被十几个学生押往大庙山烧毁。此事实际均为捏造，很快就得到了媒体的澄清。16日下午，一支由日本驻福建领事馆警察署长江口善海为首、总共六七十人的日本暴徒队伍分三路在福州台江一带袭击福州青年会学生以及过路群众。当天就有十多人被打成重伤，轻伤者更众。在中方警民的合力反击下，江口善海等凶犯也与其手持凶器一道落网。这就是日方所谓的“福州事件”，中方又称“福州惨案”或“台江事件”。事件发生后，福建督军李厚基(1870~1942)在日方恐吓下将这些凶手交还给了日本领事馆，这令对方气焰更为嚣张。11月21日，日本军舰桔丸、樱丸和嵯峨号等开到马尾港进行武力示威；26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公开在南台游行。此事激起福建各界极大义愤，省立二中学生李宗韬甚至断其三指并写下血书：“提倡国货，坚持到底，积力同心，誓雪国耻”。福建的罢课罢工运动更进一步达到高潮，同时得到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声援。

为了解决此次事件（又称“闽案”），北京政府于11月22日向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发出抗议照会，同时电令当时的驻日公使庄景珂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1920年3月开始，中方外交部参事王鸿年与日方外务书记官松冈洋右就此事正式展开调查谈判。调查结果，闽案肇事责任完全在日方，日本不得不撤换了驻福建总领事。1920年11月11日中日双方所达成的协定内容如下：

1 中日双方互备文道歉；

2 日本给予负伤者医药费一千二百元；

3 顺记损失由日领赔偿八百元；

4 凶犯之惩戒俟双方侦查分明时依法办理。

经过一年之后，“福州事件”最终结案。此次事件中方基本取得了胜利。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福州事件”发生前后，日本著名财阀大仓喜八郎来华访问，他在北京与各界名人广为交游，还专门听了梅兰芳(1894~1961)、余叔岩(1890~1943)等人演唱的京剧。日本围棋界著名的秀哉名人(1874~1940)和濑越宪作(1888~1972)等人也在这一年先后访问中国并与围棋天才吴清源(1914~2014)结交。与政治和军事上剑拔弩张的形势相对照，中日双方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却呈现出异乎寻常的和平与繁荣。这不得不使人生发出了许多的遐想。

再回过头来看历史。在华日本人与华人之间摩擦不断，除了上述两起较大的事件之外，还需要提一下此一时期的苏州事件、湖南事件以及珲春事件。

苏州事件和湖南事件

1920年4月4日，上海某洋行日本商人角间孝二在苏州虎丘冷香阁游玩时，突然开枪打死中国士兵胡宗汉。此事引起当地中国人众议嚣嚣，中方向日方提出了对杀人者处以死刑、赔偿一万元以及由日方向中国驻军谢罪等要求。结果角间孝二被判过失杀人罪，日方向胡宗汉家属赔偿4000日元，日本领事大久和义郎也向苏州镇守使登门致歉。6月之后，此事渐次平息，是为苏州事件。

1920年5月，由于北京的权力斗争，北洋军阀主力吴佩孚北上离开了南方主战场，此时北军在湖南的首领张敬尧的日子极不好过。“驱张运动”声势浩大，张氏留在湖南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6月11日，长沙民众与南军里应外合，将号称拥兵七、八万的张敬尧赶出了长沙，“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在此过程中，有一支南方军部队在湘潭拦截下了日清汽船会社所属的武陵丸号汽船并进行搜索。搜索过程中，南军士兵发现搭乘该船的该会社副经理大津来德长得很像张敬尧，于是就把他抓出来杀死了。6月13日，已经进驻长沙的南军向停泊在附近的日本军舰伏见号开炮示威，造成了两名日军人员重伤。27日，日清汽船会社的另两艘汽船蓬莱丸和阮江丸又遭到南军士兵射击并出现了一定伤亡。包括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在内的日本外交人员就这一系列事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交涉，但因事涉南方军，非北洋政府力所能及，所以最后均不了了之，是为“湖南事件”。

珲春事件

此事件的发生地珲春位于我国东北与朝鲜交界的所谓“间岛”地区，其背景是日本占领下朝鲜人的独立运动。所谓“间岛”是朝鲜人对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中国领土的称谓。1909年9月4日签订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这片土地为中国所有。珲春属于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它位于图们江下游，处于中、朝、俄三国交界处，是我国在日本海的唯一出口。

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这鼓舞了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民奋起争取独立的意志。1919年著名的“三一运动”持续了将近八个月。虽然最后遭到镇压，但大批朝鲜爱国志士从此转入地下，潜伏在包括间岛在内的中俄朝三国交界地区，组织韩国独立军并进行了持续的武装斗争。

1920年10月2日凌晨，突然有100多名马贼闯入珲春城，十几名日本人被杀，日本领事馆被放火焚烧，另有朝鲜爱国人士被这些人救出。事件发生后，中、日、俄三方都否认此事是自己所为，并对其他两方发出质疑。事后有人分析，此事原先应该是日本人买通马贼实施的一次对珲春的占领行动，但因为有亲韩国独立军马贼的加入而演变成了对日本人的仇杀。日本人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不管事件起因如何，此次事件中是日方吃了大亏，执政的原敬内阁也因此遭到了反对党的严厉抨击。为了对国民作出交代，日本政府一方面与中国北洋政府和张作霖交涉，要求对它所指认的肇事方韩国独立军进行追剿，一面擅自于10月5日出兵占领珲春并对周围中国和平居民进行了烧杀掠夺。到1920年底，双方的交涉基本以日本承诺退兵而告一段落。但此后日方并未履行承诺，日军长期驻扎在了珲春及其周围地区，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顾中国政府抗议在周边地区设置警察派出所，这也为将来日军大规模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埋下了伏笔。

#精品长文创作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