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始末
“一二八”淞沪抗战始末
民国时期的上海
日寇的阴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寇在短短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内强行占领东三省,白山黑水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
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益发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一时间,北至天津,南到福州,沿海各地都有日寇肆意挑衅,企图再次挑起事端,制造第二个“九一八”。
到了如此地步,软弱的国民政府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国联”的干预上。把控“国联”的美英列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同时为了彰显“正义”,他们纷纷向日寇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抗议。
为了转移国际舆论的注意力,实现其永久霸占东三省的阴谋,日寇决定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制造事端,“搞出一点动静来”。
日酋板垣征四郎
1932年1月5日,“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板垣征四郎从东北匆匆赶回东京,接受裕仁的“破格召见”。裕仁先是对他夸奖一番,接着告诉他日本决心在上海发动一场战争,命其协助参谋本部制定作战计划。
数日后,板垣征四郎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发出一份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拟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收到电报的田中隆吉兴奋地手舞足蹈。他立即筹措了2万日元交给女间谍川岛芳子,由她具体执行东京方面的“行动计划”。
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重金收买的两名日本僧人和三名日本浪人跑到上海华界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寻衅滋事,同正在进行操练的“工人义勇队”发生摩擦。这时,事先混到工人队伍里的汉奸打手大打出手,制造了一场流血冲突。混战中,一名日僧被打死。
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工人纠察队制造了这起“血案”,挑唆在上海的日侨采取报复行动。
20日凌晨,几十名“日侨青年会”成员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还砍死一名赶来救火的华人巡捕。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又煽动一千多名日侨跑到位于四川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出面替他们讨回“公道”。这伙“受害者”还趁机对周边的华人店铺肆意打砸抢烧。
女间谍川岛芳子
21日,为了继续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亲自出马,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心急火燎的日寇根本没有耐心等待吴铁城的答复。在提出“四项要求”的同时,日本海军便以“保护侨民”为由,从本土调动“大井”号巡洋舰和第15驱逐舰队,运载大批海运陆战队士兵赶往上海。停泊在旅顺港的日寇“能登吕”号航母也启航赶往上海。
“保护日侨”行动总指挥、日寇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狂妄叫嚣:“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四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国民政府的乱局
蒋介石
就在日寇咄咄逼人的时候,国民政府除了忙着“剿共”,自己的内部也正闹得不可开交。
1931年2月,蒋介石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非法软禁,国民党内部一片哗然。5月27日,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齐聚广州,会同两广实力人物陈济棠、李宗仁,高举反蒋大旗,另行组建“国民政府”。蒋介石急忙拉拢冯玉祥、阎锡山,避免遭受南北夹击。随即,宁粤两派大打出手。
“九一八事变”爆发,宁粤双方在舆论压力下暂时妥协。但是,反蒋派依然步步紧逼,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孙科接手国民政府。
孙科
1932年1月21日,上海市长吴铁城急电中央,就日僧事件请求指示。孙科与汪精卫、“下野”的蒋介石经过一番紧急磋商,于23日给吴铁城回电:“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
同一天,军政部长何应钦也致电吴铁城:“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
孙科等人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敏感时期仍然一味退让,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日寇的战略误判。他们以为日寇将要“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进而挑起全面战争。面对国内军阀割据、政府财政拮据种种困难,他们悲观地断定战则必败,蒋介石甚至沮丧地声称“国亡在即”。
蓄谋已久的日寇岂能因国民政府的“和缓态度”而偃旗息鼓?24日,他们又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派遣特务把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一把火烧了,转过头来诬陷这是中国人所为。
此时的孙科既无力应付上海的复杂局面,又被严重的财政危机搞得焦头烂额。25日,他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辞呈,接下来跃跃欲试的是逆贼汪精卫。
十九路军的尴尬处境
陈铭枢
这个时候,驻防大上海的是国民党元老陈铭枢麾下的十九路军。宁粤谈判时,粤系提出由广东人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得到蒋介石同意后,十九路军由江西赣州开拔,部署京沪。
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全军共有兵力33000多人,分为三个师。第60师(师长沈光汉)驻防苏州、常州;第61师(师长毛维寿)驻防南京、镇江;第78师(师长区寿年)驻防上海、吴淞、昆山、嘉定。
1月19日,日僧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蒋光鼐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蒋光鼐指出:“一、最近敌人或有骚扰,我军须无形的戒备。二、万一有事发生,第一线兵力之配备若干,区寿年师最低限度死守五天。三、各防区赶紧构筑工事,后方各驻地亦须预选抵抗线。四、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时,须于战斗开始后五日内到达上海附近。五、对上海租界决定态度。六、由明日起,各部官兵除因公外,一律不准在租界住宿。”全军随即进入战备状态。
蒋光鼐将军
蔡廷锴将军
23日,面对日寇咄咄逼人的态势,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布《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宣称:“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当天,陈铭枢签署作战部署令,通告全军将士:“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正是因为十九路提前做了周密准备,才使得装备精良且兵力占优的日寇一开战即被我军压着打,以至于数次易帅。
然而,就在全军上下厉兵秣马准备与日寇拼死一战的时候,一盆冷水骤然泼了过来。23日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退守南翔以西,上海防务由宪兵第6团接手。
25日,与十九路军素无交往的蒋介石“盟兄”张静江邀请蔡廷锴前往杜月笙公馆做客。蔡廷锴应邀前去,张静江、杜月笙两个人苦口婆心劝说十九路军服从中央命令,退出上海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
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蒋光鼐、蔡廷锴尽管内心充满沮丧,也不得不表态“遵照政府命令行事。”
27日晚8时,宪兵第6团从南京登上火车,次日中午抵达真如。其先遣营于当天下午抵达上海北站,准备在29日拂晓接替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6团(团长张君嵩)在闸北的防务。
闸北战事
就在国民政府患得患失犹豫不决的时候,日寇已经数次往上海调兵备战了。临近所谓的“最后期限”,日寇在上海附近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士兵将近2000人,同时武装了上海日侨三四千人。而且,从本土和东北出发的军舰一艘接一艘气势汹汹地向上海扑来。
吴铁城
28日13时45分,上海市长吴铁城电复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可是,直到当晚23时25分,吴铁城才收到村井的回复。在复信中,村井对上海方面接受四项要求表示“满意”,却又得寸进尺,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提出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
5分钟后,迫不及待的日寇即向闸北的中国守军不宣而战。实际上,日寇早已得到中国军队当晚换防的情报,他们企图抓住这个时机打中国守军一个冷不防。
十九路军高层对日寇的诡计洞若观火,为了防范他们的偷袭,闸北各处交通要道都派出重兵警戒。而且数日前军部已经把命令下达到团级:“如战斗开始,各就驻地,择要占领阵地,努力扑灭敌人。”
因此,接到移交防务通知6团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自下午开始,日寇便衣队猖獗无状,肆无忌惮地搜集打探守军情报,分明预示着大战在即。
23时30分,日寇的海军陆战队以江湾路的日军司令部和横浜路上的日本学校为据点,在盐泽幸一的指挥下向我军发起突然袭击。
张君嵩团长立刻用电话向旅长翁照垣汇报敌情。翁照垣回复:“打!不许后退,守住原有阵线!”
翁照垣将军
6团将士手里拿着极其落后的湖北“汉阳造”和广州石井兵工厂的“七九”步枪奋起反击。
在当天的战斗中,涌现出大批不惧生死的战斗英雄。一位名叫潘德章的班长左臂中弹之后仍然坚持用机枪对日寇扫射,毙敌十余人。战士伍培、伍全两兄弟为坚守阵地,与十余名日寇展开肉搏,双双捐躯。副连长谭绍平带伤冲锋,以身殉国。战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大上海纵横交错的街道上筑起了一座钢铁长城。
恼羞成怒的日寇出动20多辆铁甲车发起强攻。我军将士毫无畏惧,战士们在机枪的掩护下,快速冲到铁甲车附近,用手榴弹进行还击。
一夜鏖战,6团共击毁铁甲车3辆,毙敌300多人,打伤数百。
闸北战斗打响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人连夜步行抵达真如车站,就近设立临时指挥所,一面指挥前线将士坚决抵抗,一面电令后援部队火速开进。
天色蒙蒙亮,日寇的飞机就开始狂轰滥炸,海上的日舰也以重炮进行疯狂射击。广东路、横浜路和宝山路一带的大量商店民房中弹着火。中国守军一面迎敌,一面灭火救人。
考虑到日寇必将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旅长翁照垣果断调动5团(团长丁荣光)在八字桥附近主动对日寇发起佯攻,牵制天通路、青云路一带的敌人,缓解守军的压力。经过激烈对攻,日寇被迫后退。
接连吃瘪的盐泽集中了他所能调动的一切兵力,以铁甲车开路,向中国守军发起猛攻。
日酋盐泽幸一
出乎日寇的意料,我军将士在他们的铁甲车面前不但没有退缩反而纷纷杀出阵地展开对攻。在战斗中,将士们将手榴弹捆绑起来制作成简易集束炸弹,奋力投向敌人。日寇的铁甲车大批被毁,后面跟进的步兵面对以命相搏的中国勇士,竟然龟缩在一起不敢前进。
上午10时,日机向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投掷燃烧弹,致使30多万册藏书化为灰烬,其中价值不菲的古籍善本。剩余的珍贵古籍在停战后被日寇抢掠一空。
可惜整个十九路军仅有两门高射炮,且炮弹严重不足,根本无力完成防空任务。
稍后,日寇集中兵力向上海北火车站发起进攻。北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它的得失关系到闸北乃至整个上海的安危。从南京抵达这里的宪兵6团先遣营(营长李上珍)与来犯之敌激烈交锋。由于寡不敌众,战至下午15时被迫撤退,北站失守。
两个小时后,接到命令的156旅在翁旅长的亲自率部收复上海北站。率先冲入车站的林玉连长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将士们赤膊上阵大呼报仇,不但一鼓作气夺回车站,而且乘胜追击,一度占领了日寇上海陆战队司令部。
激战到傍晚,日寇无力再战,被迫全线停止进攻。
此时,盐泽幸一又耍起诡计。他委托英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要求停战三天,中方接受了各国领事的请求。蒋光鼐、蔡廷锴果断命令前线将士严阵以待,不令日寇有隙可乘。
果然,当晚22时,日寇以为我军守备懈怠,发起了突然袭击。此时,十九路军后续增援部队陆续到位,日寇的进攻再度被我军压制,未能前进一步。
蒋介石复出
蒋介石
1月29日,闸北激战正酣,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了对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人“军委会委员”的任命。蒋介石抓住时机再度复出。
客观地说,复出后的蒋介石日子并不好过。且不说各路军阀买不买他的账,单单财政方面的压力就足以令他焦头烂额了。连年战乱,又赶上1931年江淮一带遭遇特大洪水,国民政府财政窘迫程度超乎想象。当时中央的军政费用每月大致需要2200万元方可维持,而国库里仅有现款300万元。2月16日,蒋介石向财政部长宋子文伸手要钱,其态度几近绝望:“此为中(正)最后之哀求,望兄设法助成之。”
面对这样的困境,蒋介石上任当天就出台了模棱两可的对日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
蒋介石的“抵抗”,相比“九一八事变”确实积极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基于上海的特殊地位,蒋介石有理由认为,日寇进攻上海,就是全面侵华的前奏,再不抵抗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因此,他决定迁都洛阳,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避免城下之盟。
30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声称: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2月1日,蒋介石又在徐州的军事会议上拟定了对日作战计划,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分别由蒋介石、张学良、何应钦、陈济棠担任司令长官,声称若全面战争打响,张学良应立即向东三省挺进。
蒋介石的“交涉”,与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手段无异,完全寄希望与“国联”的干预,幻想利用英美与日寇之间的矛盾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当国联成立“上海调查委员会”的时候,蒋介石对“国联”真是感恩戴德了。
这个时候,英、美、法、意、德五国联合提出中日双方军队后撤,设立中立区的建议。面对这样丧权辱国的提议,国民政府基本表示同意。日寇反而不买账,悍然提出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青岛等地统一不许驻兵的更加无理要求。
蒋介石虽然不敢接受这样的条件,但是他在4日的日记里写道:“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
短短几天,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激战上海
短暂的停战期内,日寇出动了包括两艘航母(加贺号与凤翔号)在内的众多军舰,疯狂向上海运送士兵及装备。3日,准备充分的日寇再度向闸北、八字桥发起攻势,战事又起。
实际上,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不过他调兵的目的不是增援上海,而是保卫南京,避免战争扩大化。
4日,企图偷袭吴淞炮台抢滩登陆的日寇被十九路军打得抱头鼠窜。至此,日方对盐泽幸一的“无能”再也无法容忍,当天就把他撤职调回国内,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接任总指挥。
野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陆军增援。很快,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陆军参战的决议。命令上海派遣混成旅团(旅团长下元熊弥)、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启程赶往上海。独立车战第二中队、横须贺第二特别陆战队等部先行前往上海支援。
6日晚间,大约3000余名日寇企图在张华浜车站附近强行登陆。驻守此处的是第156旅的一个连(连长赵金声)。赵金声连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苦撑一个多小时,被迫撤出阵地。
赵金声不甘心把阵地轻易交给日寇。他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带着部队迂回至敌人侧翼,再次发起突然袭击。日寇以为自己遭到了埋伏,扔下几十具尸体仓皇撤退。野村吉三郎结结实实吃了一个下马威。
战后,以少胜多的赵金声连长受到通令嘉奖。
8日,数支来犯之敌无一例外均被十九路军从容击退,野村吉三郎颜面扫地。次日,日寇参谋总长载仁急令陆军第9师团增援上海。
13日,第9师团抵达上海战区,野村吉三郎因“作战不利”就地免职,植田谦吉继任总指挥。
日酋植田谦吉
植田谦吉比他的两位前任更加狂妄嚣张,上任后即向十九路军下达最后通牒:“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蒋、蔡两位将军不屑于磨嘴皮子,用炮弹给了他最明确的答复。
庙行大捷
张治中将军
日寇调来了陆军精锐参战,若再不增援十九路军,上海战事必败无疑,蒋介石又将面临无法向国人交代的尴尬处境。
6日,蒋介石从洛阳来到南京与军政要员讨论增援上海事宜。当此危难之际,中央陆军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将军主动请缨,守土杀敌。
张治中将军是蒋介石嫡系中数一数二的猛将,把部队交给他,蒋介石还是比较放心的。14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军政部命令由装备最精良的87师(师长张治中)、88师(师长俞济时)以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张治中任军长,隶属十九路军。
16日,张治中将军给家人留下一封遗书,即率部奔赴前线。
在此之前,蒋介石对十九路军除了“声援”之外,给予的实际帮助只有应陈铭枢之请派遣部分空军及炮兵支援作战,再有就是忍痛掏出5万元“以资奖励”。当时,十九路军将士们已经数月没有拿到饷金了。
20日,日寇第9师团向中国守军发起总攻。
拥有优势兵力的植田谦吉采用了“全线出击,中间突破”的战术。他计划利用空军和海军舰炮的火力优势,从闸北到吴淞发起全线进攻,牵制守军兵力,主力约3000人从江湾、庙行进行突击。
日寇划定的主攻区域,正是数次请缨杀敌的88师俞济时将军的阵地。
俞济时将军
狭路相逢勇者胜!
拂晓时分,日机对庙行阵地接连发动了数次狂轰滥炸。随后,他们的步兵在火力掩护下,进犯我军阵地。第88师527团的战士们在旅长钱伦体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待到敌人接近,即用手榴弹、轻重机枪对其迎头痛击,紧接着战士们冲出阵地展开肉搏。日寇飞机以及海陆重炮轰炸一昼夜,发动地面进攻不下十次,我军阵地安如磐石。
钱伦体将军
21日,日寇为了配合庙行的进攻,从庙行以南麦家宅、竹园墩、小场庙、严家宅发起全线进攻。守军第88师523、524两个团配合527团与日寇展开惨烈的肉搏,战士们用刺刀将日寇一次次击退。
战至22日,日寇的进攻意图被张治中将军完全窥破。他立即调整部署,亲自率领教导总队杀向庙行。与此同时,第259旅(旅长孙元良)、第261旅(旅长宋希濂)率领部队从后方向庙行包抄而来。十九路军61师副师长张炎也率领两个团加入战斗。张治中将军在敌人的主攻点周围设计了一个大包围圈,将第9师团主力围在当中痛打。
血战竟日,号称精锐的日寇第9师团终被打得溃不成军。植田谦吉“全线出击,中间突破”的精妙战术沦为笑柄。
庙行战斗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也给蒋介石挣足了面子。26日,蒋介石致电张治中:“师经费与给养品尚足用否?……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也。”
虽然取得了庙行战斗胜利,我军伤亡亦不小。将士伤亡共计1000余人,顶在最前面的第88师262旅伤亡最为惨重,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陈普民均身负重伤。后来,张治中在《淞沪抗日作战所得之经验与教训》中记载:“以我官兵作战之勇,牺牲之烈,斯书殆亦不啻滴滴鲜血所写成。”
上海沦陷
庙行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令日寇颜面扫地的事件。十九路军敢死队潜水将日寇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炸伤。
当天,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谦吉,增派第11师团(师团长厚东笃太郎)、第14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来沪作战,同时增派战机一百多架支援作战部队。
此时,白川义则麾下部队总兵力超过九万,飞机300多架,铁甲车及坦克数百辆,军舰80多艘。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五万,空军40架战机参战,铁甲车坦克以及军舰为零。
中国守军顶着敌人的强大火力,同日寇的步兵白刃相搏,战斗场面极其惨烈。
蒋介石受到庙行胜利的鼓舞,抵抗的决心似乎更坚定了一些。先后急电卫立煌、刘峙以及胡宗南等部准备参战。其中,上官云相的第47师已经抵达昆山,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了。
然而,增援部队还是慢了一步。
尽管中国守军已经预测到日寇会从浏河登陆攻击我军侧背,却因为全线战事激烈,无力抽调部队实施增援。261旅旅长宋希濂指挥521、522两个团与教导总队一个营在浏河镇与茜泾营防线上阻击上万日寇,血战竟日。直到蒋光鼐总指挥亲自下令,宋希濂才率领残部撤下来,教导总队全营将士几乎伤亡殆尽。
宋希濂将军
3月2日,日寇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侵占浏河,十九路军和第5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蒋介石致电蒋光鼐:“现军既移至南翔、嘉定、太仓一带,为便于长期抵抗起见,急应构筑预备阵地,以资准备。”中国守军放弃主阵地,退守第二防线。
担任掩护任务的第156旅4团一部,同主力失去联系,误向浏河方向前进,在那里与登陆不久的日寇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兵力数倍于我的日寇误以为自己中了埋伏,龟缩起来不敢前进,双方对峙四个多小时,4团终因人数太少,脱离敌人掉头向嘉定方向撤退。
3月3日凌晨1时,87师259旅517团(团长张世希)在距离距离浏河十五里的娄塘担任警戒。忽然遭到日寇千余人的突袭。517团与敌激战一夜。上午8时,日寇四千余人赶来增援。517团独力难支!正在葛隆镇的孙元良旅长向张治中军长请求增援。张治中命令独立旅3团(团长张远南)驰援。
然而,10时以后,日寇再度增援,总兵力达到七八千人。517团被困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弹药告罄,伤亡过半。
孙元良将军
下午15时,援兵仍然未到。孙元良给张治中发电:517团被数倍之敌包围,卑职拟在葛隆镇殉职。钱门塘将有危险,请军长转移。
张治中立刻给孙元良回电,告诉他援兵马上就到,日落后517团可向葛隆镇撤退。
傍晚时分,负伤的张世希团长在所有防御阵地都是失守的情况下将部队集中起来向蒋家村方向突围。
517团将士冒死冲锋,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与赶来支援的张远南团会合。
虽然517团伤亡殆尽,但是他们成功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步伐,掩护第5军主力顺利突围,粉碎了日寇围歼我军主力的阴谋。战后517团受到通电嘉奖。
3日,上海沦陷。
此时,蒋介石终于完成了南京的临时防御体系,陈铭枢、蒋鼎文分别担任左右翼总指挥,在上海与南京之间构筑起了一道防线。
《淞沪停战协定》
“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蒋介石即通过“国联”寻求与日寇停战。
2月10日,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授意何应钦秘密派遣军政部次长陈仪、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同日寇媾和。日寇负责接洽的是曾经当过驻沪使馆武官的第9师团参谋长田代皖一郎。由于日寇要价过高,谈判终究没有结果。
24日,在“国联”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在英国领事馆举行停战会议。取得胜利的日寇气焰嚣张,漫天要价,致使会谈几次中断。
经过漫长的谈判,中日双方最终接受了“国联”的折衷办法。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署。
《淞沪停战协定》大概内容是中国守军撤退到昆山、苏州一线;日寇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上海华界设立非军事区。
协定生效后,中国军队按照“国联”的时限要求完成了撤退。日寇则以“人员众多”为由,一直拖延7月17日才勉强撤走。对此,“国联”一言未发。
11月29日,国民政府发布《自洛阳还都南京令》。
据中方战报统计,十九路军和第5军共计伤亡14014人(阵亡4274人,负伤9830人);两军将士毙伤日寇10254人。
阵亡将士追悼会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致令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上海,东三省问题从此搁置,日寇的战略目的完全达成。
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国民政府默认了日寇对东三省及热河省的占领。
纪念
整个“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同胞不顾自身安危,给予十九路军极大的帮助。上海各界送来的慰问品堆积如山,即使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都未曾中断。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乃至南洋、欧美华侨纷纷慷慨解囊资助十九路军。战后,蔡廷锴将军亲自去南洋、美国各地向侨胞表示感谢。所到之处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
1933年,广州市通沙河的先烈路建立了一座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墓园,部分阵亡将士的遗骸或衣冠埋葬此处,并树立纪念碑,以慰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