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丨为什么我们以九州代指中国？
道中华丨为什么我们以九州代指中国？
九州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意象，成为超越时空的历史坐标，因为她是中国！在今天，我们仍然习惯用九州指代中国。
逢盛大节日，我们说九州同庆；赞美祖国辽阔疆域，我们说九州四海；生逢盛世，国泰民安，我们说九州攸宁；赞颂中华大一统，我们说九州共贯。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的这首《己亥杂诗（其五）》可谓家喻户晓。
诗中提到的九州就是指中国。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解释九州词条：传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划，后用作中国的代称。
那么，九州到底指哪里？我们又为什么以九州代指中国呢？大禹被蹭流量？论九州，首先要谈《禹贡》。
《禹贡》是《尚书》中一篇记述早期中国山川地理、交通贡赋等内容的重要文献。
在古代，人们认为《禹贡》是大禹所作。
不过，由于《禹贡》的内容不契合上古时期的历史背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基本舍弃旧说。
王国维认为《禹贡》成书于西周，更多的学者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郭沫若认为是战国初期；顾颉刚认为是战国末年，秦国人所作；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认为是魏国人所作。
但若非大禹所作，《禹贡》为什么托名大禹呢？这要从诸子百家争鸣的一种风气说起。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进入高潮，各家学派为显示自家学术源远流长，纷纷打出了古圣先王的旗号，壮大声势以压倒其他学派。
例如：儒家祖述尧舜；墨家效仿大禹，穿草鞋褐衣、过清苦生活，声称禹之道；农家则推出神农氏，自称神农之言。
道家分为老庄（指老子和庄子）道家和黄老（指黄帝和老子）道家，后者为什么将黄帝与老子并称？那是因为，战国时期黄老道家产生的背景之一，就是一些人认为老子的声望不足以同其他学派抗衡，便抬出人文始祖黄帝作招牌。
此外，兵家、阴阳家、杂家等也都推崇黄帝，故《汉书·艺文志》所录战国时期的黄帝类书籍极为丰富。
可以说，《禹贡》托名大禹成书，与当时诸子百家流行蹭远古圣王流量的风气有很大关系。
解释清楚《禹贡》的由来，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也是《禹贡》最重要的问题——九州。
▲《禹贡》九州图。
（图片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何谓九州《禹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划分九州。
客观地说，禹划九州存在一定的历史基础。
《史记·夏本纪》提到了大禹开九州，通九道。
《禹贡》以山川河流为大致界限，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冀州以黄河为界。
黄河自河曲到潼关由北向南，自潼关到今河南武陟向东，然后经河北，沿东北方向流入渤海（此为古黄河入海方向），构成了冀州的大致边界，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北等省。
河北省简称冀，即由此而来。
兖州位于济水以北，冀州以东。
青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半岛，西至济水，与兖州接壤，南至曲阜、泰山，一直延伸至黄海。
徐州北接兖州、青州，西邻豫州，南至淮河，东临大海。
扬州大致位于淮河以南，九江以东。
荆州东至九江，接邻扬州，西至汉水上游，接邻梁州。
北起荆山，南至衡山。
豫州东起泗水，西至华山，南至荆山，北临黄河。
梁州和雍州的位置大体以秦岭为界，北为雍州，南为梁州。
九州分布，有哪些历史秘密在九州的地理分布中，北方黄河流域有六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雍州。
南方地域辽阔，却只有三州，即扬州、荆州、梁州。
北方州数额比南方多一倍，相应的，北方六州的区域面积相对小，南方三州的区域面积却很大。
例如北方黄河中下游的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地域略显狭小，南方长江流域的扬州、荆州、梁州地域面积却都很大。
这些差异蕴含着早期中国的丰富历史信息。
黄河流域的六州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这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带。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提出重瓣花朵理论，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独占花心之正位，四方辐辏，终成主导。
后来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大型政治共同体，就是夏朝。
北方有广阔大平原，农业发达，而南方多山地丘陵，故早期中国人口密度北方大、南方小，与之相应，中国政治经济重心也在北方。
九州分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契合了先秦时期的历史形态。
《禹贡》按照九州土地肥沃程度划分九个等级，贡赋各有差异。
例如，雍州田地为黄壤，等级上上。
青州临大海，产鱼盐之利，贡赋有盐和海产品。
梁州矿藏丰富，贡赋则有铁和银。
这些记载反映了中国早期先民已经掌握了丰富的土地资源知识。
两汉十三州与《禹贡》九州的地理分布惊人相似。
汉代设置的十三州政区遵循《禹贡》九州的基本框架，是在《禹贡》九州基础上脱胎而来。
《汉书·地理志》对汉代十三州中的九州记载，也几乎完全抄录承袭《禹贡》九州的描述。
从这一意义上说，《禹贡》九州划分突破了先秦时期邦国林立、诸侯割据的局限性，反映了大一统视野下对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秦汉以降历代政区划分，大多参照山川河流、自然地貌进行划界，这一思想原则来源于《禹贡》。
如果说《禹贡》九州体现了大一统视野下的郡县制，那么《禹贡》所记载的五服制则蕴含了因俗而治的差异化治理思想。
五服是周制，从中央所在地向四周扩展，每五百里为一服，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距离中央越近，和周天子关系越亲近，体现出由内而外的天下观。
这种观念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考古学者韩建业教授指出，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出现了三层次文化共同体，与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层次结构惊人相似，周代五服制政治地理层圈结构在商代基础上发展而形成。
秦汉以降历代中央王朝实行郡县制，在边疆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治理模式，就是受五服制的历史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