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简介：廖仲恺生平经历是怎样的？廖仲恺遇刺案真相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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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简介
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1925年8月20日），男，汉族，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
广东省归善县陈江镇鸭仔埗乡窑前村人（现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幸福村），祖居广东梅县程江镇，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擅长诗词、书法，著作编为《廖仲恺集》、《双清文集》上卷。
廖仲恺生平经历
一、早年经历
1877年4月23日，廖仲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
1893年，父亲廖竹宾在旧金山病故后，随母亲回到中国广州，投奔时任清政府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
中日甲午战争后倾心西学。
1896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
1897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与香港地产商何戴的九女儿、同为国民党左派的何香凝在广州结婚。
二、伉俪佳话
在广州市同福西路龙溪新街，坐落着一栋坐北朝南的青砖石脚二层小楼，它就是革命家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曾经的居所，“双清楼”所在地。
1897年，由于经济上尚未独立，廖仲恺与何香凝新婚后，便与他的哥哥廖恩焘一家合住在广州市三官庙的廖公馆，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夫妻二人在二楼屋顶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作为自己的居所。
在简陋的新居里，这对不曾相识的夫妻逐渐相知、相爱。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青年出国留学，希望学成归国后，改变中国危亡局势。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廖仲恺结束了香港皇仁书院中学生活后，也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
为了支持丈夫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遭到娘家人和廖仲恺嫂嫂的坚决反对，何香凝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资助廖仲恺赴日留学。
1903年1月，廖仲恺暂别何香凝，先行赴日。之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杂物都卖掉，在同年4月抵达东京，开始了夫妇二人的旅日留学生活。
同年9月，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被他伟大的气魄、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打动，向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
廖仲恺、何香凝二人遵照孙中山指示， 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后，夫妇二人便追随孙中山，踏上了艰辛的民主革命之路，也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04年3月，廖仲恺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学习，既而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并与有志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两人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住一套公寓，并命名为“觉庐”。
1905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协助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先后入会。廖仲恺担任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干事、外务部副部长，而作为同盟会的首位女会员，何香凝担负了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勤务工作。夫妇二人在东京的家，也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忙碌的学业与革命工作期间，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的相继诞生，给夫妇二人紧张的生活带来温馨的家庭乐趣。而这期间廖仲恺多次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国内到天津等地进行秘密活动，从事联络革命志士、宣传革命道理、筹设革命机关等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家中妻儿。何香凝在参与革命活动的同时，独挑家庭重担。
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夫妇追随孙中山回到祖国继续革命事业。廖仲恺先后担任过广东枢密员、财政司长兼国税厅长等职，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广东民主共和政权作出诸多贡献。
廖仲恺和何香凝，这对革命伉俪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在事业、生活中相互支持、志趣相投。
三、投身革命
1906年，翻译了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曾奉孙中山命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屠富”、“渊实”笔名在《民报》发表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等，是最早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
1907年春，转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
1909年，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考取法政科举人，在吉林巡抚处任翻译。武昌起义后在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先後任广东任都督总参议、总统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1912年5月，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实行地税换契法、整理财政和税收等措施。宋教仁案发生后赴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等亡命日本。
1914年，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5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继续为讨袁筹措军费，参加护法运动，致力于反袁斗争。
1917年9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尽力于护法事业。五四运动发生后赞扬和支持学生运动。
1918年6月，随孙中山到上海后，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写的《实业计划》第一计划。
1919年10月，任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称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与朱执信等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
1919年和1920年，多次奉孙命赴福建漳州，帮助援闽粤军的建设和解决财政困难，推动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
1921年4月，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结束后，孙中山组建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随后，又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努力协助孙中山，力图在广东开创一个新的革命局面。陈炯明也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等要职，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
1921年5月，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代理总长，支持孙中山出兵讨桂和北伐。
1922年，孙中山为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决定北伐。而陈炯明却反对北伐，他对廖仲恺筹集北伐经费不仅处处刁难，还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准备阴谋叛乱。
陈炯明公开叛变前夕，廖仲恺被囚禁于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经何香凝等营救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重新会合，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组成东、西两路军，16日攻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退居香港。
同年2月，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宣言条款进行具体磋商。3月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5月任广东省长。10月以后被孙中山委派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被孙中山指派为主席团成员。在开会过程中，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则，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
协助孙中山筹建陆军军官学校——著名的黄埔军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6月任广东省长。7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支持沙面工人罢工，命令各县县长协助组织农会。
9月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坚持主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北上前夕任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农民部部长。11月任大本营参议、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任中央农民部长。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同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在平定商团叛乱、杨刘判乱、北伐、东征等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支持省港大罢工。
7月，国民政府成立，任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
廖仲恺遇刺案真相是什么？
一、廖仲恺遇刺案
1925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刺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此为中华民国史上一宗扑朔迷离、在一定程度影响并改变了历史走向的突发事件。
此案过去80多年矣，而许多谜团或疑点，至今未能破解。这除了恐怖事件本身的诡秘性使人难以全面窥测外，案发后不断添加的一些人为因素，更降低了案情的能见度，以致今天对“廖案”的梳理，仍有许多不甚了了的东西。
打开今天的互联网，只见有人这样写道：根据调查与审讯，“证明”刺杀廖仲恺的主使者是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等人，胡汉民、许崇智涉嫌。
实际上“廖案”的能见度很低，上述说法，存在不少可疑之点。所谓的“证明”，仍有待于证明。
二、迷雾重重
“廖案”发生前夕，广州正处于所谓多事之秋。孙中山逝世（1925年3月）后，国民党被置于有多种走向、多种发展可能性的岔路口上，历史进入敏感的、躁动不安的时段。廖仲恺不仅身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也处于国民党矛盾漩涡的中心,是一位关键性的政治人物。他因何被谋杀？社会舆论普遍猜测：
一是“反共产”势力所为。在国民党内，廖仲恺联共态度鲜明，一直被视为“亲共”、“袒共”分子。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反共产”口号不断高涨，一时甚嚣尘上。廖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工具”，甚至被认为是共产党。舆论普遍认为“廖案”是“反共产”的势力暗中制造的。
二是反对汪派掌权者所为。孙中山逝世后，围绕着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第一轮角逐，是在胡汉民、汪精卫两人间展开的。
1925年7月，经过驱逐杨希闵、刘震寰，并经过一番台上、台下的较量，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由汪出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广州政坛的一号人物。廖仲恺当时持“拥汪”的态度，在以汪代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驱逐杨刘与改组政府，均为牵涉面很广，将引发诸多争议，并对大局带来震撼性影响的重大事件。汪派排胡出局易，而排除胡的政治影响难。
更为主要的，是汪并非“最高”的合格人选，勉强上台，只能造成政局的更加动荡。汪不免身陷危局，包括廖在内，都成为杨刘派及拥胡派势力之众矢之的。
三是仇视、破坏工农运动的势力所为。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 广东区委发动、并得到广州政府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
廖仲恺实际上参与了对省港罢工的策划和领导，他不但以党政高官的身份对罢工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公开出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省港罢工遭到港英等多种势力的反对和抵制，身为罢工之“坚强后盾”，廖无异于将自己置于罢工的反对者、破坏者的刀刃之上。
可见当时的廖仲恺，确已卷入漩涡中心，处于高危地带。柳亚子1935年6月所撰廖仲恺纪念碑的“碑文”，称廖“以一身而系革命前途之安危”。上述任何一种理由，都可能使廖招致杀身之祸。
综观历史，凡政局动荡之时，总是不测事件的多发之时，总是会有人以制造谋杀等恐怖事件为手段，去实现他们的企图。恐怖袭击，说到底也就是追求“成本”最低化，而“成效”最大化的一种行为。
唯是之故，“廖案”从一开始就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一宗在广州政局十分动荡的时段发生的、与政海波澜的起伏密切相关的政治谋杀案，乃是有其道理的。
不过，别的动机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廖仲恺重权在握，在广东活动尤其是主持粤政多年，常与军、政、商界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素以铁面无私、疾恶如仇著称，长期以来，难免不得罪人，不种下怨恨。
所以，心怀私恨者伺机报复，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无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出于私仇，谋杀廖仲恺对广州政坛所产生的政治地震都是一样的。
三、谁是赢家
廖仲恺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领导者之一，是不可多得的集爱国情怀、治理才干与刚毅意志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被谋杀是国民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共产党人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
在不长的几个月内，孙中山、廖仲恺相继去世，终使国民党历史上的“孙中山时代”，无奈地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党的前途莫测、充满变数的“新时代”，在廖死之后，迈开了它的第一步。
“廖案”发生后，在鲍罗廷的支持下，汪、蒋抢先取得了查办“廖案”的主动权和发话权，共同导演了一场政治与军事的博弈。众所周知，谋杀案本是极其诡秘的，有的有线索可寻，而有的根本没什么蛛丝马迹可找。
搞谋杀不会兴师动众、大造声势，一切都由杀手们躲在暗角里，瞧准机会行事。作案者逃之夭夭，而耸动社会视听的种种“风闻”，可能都只是些假象。
案发之后，真真假假、是非莫辩的传闻不胫而走，谣言不翼而飞；有人被猜测、受怀疑，甚至于人人自危；有人急于洗刷自己，检举、告密者大行其道；更有唯恐天下不乱者，乘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
这种局面，让掌握话语权的办案者们，遂有可以运用的空间。汪、蒋正是借办案之机，利用波云诡谲的形势，以铁的手腕，来从事这场博弈的。
这一过程，说穿了，是在“革命”旗号下演出了一场新的权力倾轧。国民党偏离1924年改组的方向，其政治质变与组织分裂，应当是从这里打开缺口的。
汪、蒋查办“廖案”的动作，最主要的就是排胡与逐许，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蒋助汪排胡，是为巩固汪的“最高”地位扫除障碍；汪助蒋驱许，是为蒋独掌军权打开通途。
有人说，排胡与逐许，均出于鲍罗廷指示，而汪、蒋只不过是两位执行者而已。鲍当然是事件的幕后指挥者，他对布勃诺夫使团的那篇报告，已道出了他们当时搅风搅雨的一些内部情况。鲍甚至这样说：“需要玩弄权术，需要随机应变，需要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
作为高等顾问，在国民党的这次关键性的转向中，鲍的作用确实不应低估。
然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当时只有鲍在那里独断专横，指手画脚，而汪、蒋只是唯唯诺诺，被动执行呢？当然不是的。试看汪、蒋二人，当时配合得何其默契，手法何其老到，这哪像是在他人摆布之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做作出来的呢？
连《邵元冲日记》都这样写道：“现由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权力倾轧之心，汪、蒋均未能免。尤其是蒋对倒许，步步为营，机关算尽。
他9月19日那封“致许崇智函”，每一个字都是逼许下台的利剑，这如果不是出自蒋氏之心扉，难道他人所能代为？这种中国式的官场倾轧故事，又岂是姓鲍的所能教唆得出来？
在办案过程中，鲍、汪、蒋各怀心思，都想左右历史的走向，然而历史却未必按他们所框定的路线行进。鲍罗廷曾说：“从许崇智离开时起，一切立即进展神速，不知怎么一下子都活跃起来了。……我们的决定始终得到准确无误的贯彻执行。”他们都以为清除胡、许，广州将从此太平。
然而胡、许离粤后，被汪顺手“请”出广东的那位邹鲁，却在北京与谢持、林森等组成了一个公然向汪精卫、向广州国民党中央说“不”的政治联盟，那就是“西山会议派”。邹鲁等人不惜以另立中央，另行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强硬手段，与广州国民党对着干。
汪派排斥异己的结果，是制造出更为难缠的政治反对派，因而陷入新的、更深的政治危机。为此，汪只好向被他放逐海外的胡汉民招手，一心将胡从老对手变成新盟友。上文说过，胡汉民涉嫌“廖案”的问题，本来并未查清，从鲍罗廷这时的谈话看，他们起码掌握了胡“默许”除廖的一条线索。
出于政治的需要，这样的线索被搁置起来了。更为戏剧性的是，汪精卫欲挟蒋自重，从而巩固并加强自己的“最高”地位，殊不知他却把一位最危险的对手拉上台。
在不久后的中山舰事件中（1926年3月），汪逼于蒋的种种压力，黯然离职，并离开了广东。那时，通过不断的扩张，蒋已军权在握，汪再没有任何可以制衡、制肘蒋的东西了。汪是查办“廖案”的主角，但他并没有赢得那场纵横捭阖的博弈。
“廖案”发生前，蒋介石的职务是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他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他无疑是因进入“廖案”特委才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核心的。而蒋介石的关键性的起步，应从以武力驱逐许崇智、并吞粤军算起。
这事实上是蒋（在汪许可之下）以武力向他的顶头上司（许是总司令，蒋是参谋长）夺取军权的行为，是蒋扩张军事实力、进而篡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发端。有此一端，才有往后囚禁熊克武(1925年10月)、驱逐王懋功(1926年2月)和逼汪去职(中山舰事件)等事端的发生。
从倒许开始，几个月时间内，蒋靠着手中的枪杆子，一步步攀上了国民党权力的巅峰。故就蒋而言，倒许是开端造衅之举，对他今后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乍看起来，那一场博弈的赢家，不是别的人，而是蒋介石。
然而，蒋却为此输掉了他的道德与人格。正是从倒许开始，阴谋家、野心家的帽子，稳然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时在广州政坛出局的胡、汪，此后仍然是蒋的对手，他们以种种形式，长期同蒋比权量力。
也是从这时开始，蒋在国民党的营垒之内，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越滚越大的“反蒋派”，当时受此打击的莫雄，就是其中的一员。
20世纪70年代，莫雄在一家博物馆的展厅里看到那张刊登有“国民政府处置叛军之布告”的旧报纸，读到“郑润琦、莫雄等包藏祸心”那几行文字，不禁火冒三丈，对蒋当年的所作所为，大声予以痛斥。那一幕情景，曾为笔者所目睹。
莫雄历史上的反蒋故事，许多人都熟知。蒋介石后来败出中国大陆，与蒋自己所制造的“反蒋派”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因此说到底，蒋也不是什么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