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的内阁制度
论明朝的内阁制度
自秦设置丞相开始，相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就从未停止。到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得到了空前发展。从明朝建立开始，太祖就有计划地通过削弱丞相权力加强君权。洪武十三年，当时的宰相胡惟庸因‘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等罪名被杀，太祖趁机废除了自秦以来的丞相制度。虽然从史实来看这个案件存在的疑点颇多，但毋庸置疑，朱元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一、内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1、四辅官与殿阁大学士
《明史·职官志序》称：洪武十三年正月罢相，中书省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
洪武十三年，从秦开始延续一千五百余年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了，朱元璋将大权紧握于手中。在过去了15年之后，他还不禁自豪，认为罢相之后各部门之间形成制约，彼此抗衡，所有事情都由朝廷总管，所以稳当。
但实际上，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不久就很快就发现，以一人之力实在无法处理如此繁杂的政事。曾有人统计过这样一个数据：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内，他就需要审批207份公文，处理411件事务。如此繁琐的工作让他焦头烂额，渐渐力不从心，唯恐会出现了什么纰漏。所以，在罢黜丞相后同年的九月，他就紧接着设置了四辅官。
四辅官实际上只是皇帝的顾问，主要由年老的儒者担任。因为这些人对政局影响小，根基不深，任期又短，对皇权构不成威胁。他们主要的职能就是处理文书、讲论治道，并没有掌握天下庶务的职权。四辅官存在的时间很短，洪武十五年就被朱元璋断然废除。
四辅官废除之后，朱元璋处理政事感觉有些不便。到了洪武十五年，他又设置诸殿阁大学士用来辅政。（“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
朱元璋对这些大学士的防备心依然很重，他并没有真正地重用这些人。所以这些人的下场不是告老还乡，就是坐罪被贬，任期时间都很短。
虽然殿阁学士的职权很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废相后的空白，为朱元璋分担了政务的压力。另外，殿阁大学士的设置也为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创建内阁制度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2、永乐帝创内阁制
建文帝时期，朱允炆对翰林官制进行了改易，将其加以扩大和增强，为之后内阁制度的创立奠定了比较成熟的条件。
永乐帝朱棣重新充实了翰林院，选择翰林院编撰、讲读等入职文渊阁，参预机务。从此，明朝的内阁制度才正式确立了下来。这段历史，《明通鉴》中也有记载：
“（解）缙首迎附，召对称旨，命与（黄）淮常立御榻左备顾问，或至夜分，上就寝，犹赐坐榻前，语以机密重务。——内阁预机务自此始。”
从永乐开始，有人数较多的阁臣开始同时入职内廷，人数最多六人，最少三人。这些阁臣弥补了明初废丞相后中枢机构存在的缺陷，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存在。永乐五年，明成祖下谕保持了内阁成员的相对稳定。
此后，内阁一直稳定地存在下来，再也没有中断过。这一时期阁臣的主要职能是‘参预机务’，这表明内阁制度的基本职能确定了下来。
3、内阁地位上升——票拟制度的确立
仁宗、宣宗时期，明朝内阁制度进入了它的发展时期。永乐时期的内阁品阶还很低，仅是皇帝的顾问。到了仁宣时期，阁臣的品阶开始提高、参政权力也有所扩大。宣宗时期还出现了‘内阁票拟’的职能，内阁的权力有所完善。内阁大臣逐渐拥有了实权，历史记载：“仁宣之间，政在三杨”，这时已经形成了阁权大于部权的局面。
内阁开始拥有票拟权是内阁地位提升最重要的标志。‘票拟’就是阁臣根据皇帝的旨意，对各部门奏章作出批答建议，再供皇帝裁决批红。正统之后，票拟权专属于内阁，明朝内阁票拟制度得以确立。
4、内阁首辅制度的出现
内阁制度在仁宣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浦）的关系，阁臣的地位也有所上升。在内阁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内阁的内部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取决于皇帝的信任和阁臣资历的深浅，体现出的是内阁成员的主次等级。
比如三杨是仁宗还处于太子之位、居于东宫之时的旧臣，对仁宗太子地位的巩固起过很大的作用，深得仁宗信任，所以仁宗继位后也对其加以重用。三杨在内阁的时间很长，一共历经四朝，到了英宗时期已经成为了四朝元老，地位非比寻常。当时还出现过‘三杨当轴’的局面。这个时期的内阁首辅实际上就是三杨。之后，首辅人选虽时有变化，但首辅制度却逐渐确定了下来。
天顺元年之后，李贤得英宗信任，《明史》中记载：“终天顺之世，贤为首辅，吕元、彭时佐之”，这是《明史》注明‘首辅’的开始。
宪宗、孝宗、武宗时期，由于受宦官影响，内阁地位有所下降。到了嘉靖时期，首辅制度真正确立。
嘉靖上台之后，首先对不太趁手的内阁进行了一次大清理。他几次操作将自己的亲信换入阁中，逐步控制内阁，又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内阁的职能、提高大学士地位。这一时期，大学士掌握了吏部事务，打破了明成祖时期内阁不得与六部直接关联的明令。由于皇帝的信任，内阁的权力有所上升，出现了首辅独尊的局面。这一时期基本确立了首辅在内阁的三个主要特权：专决、专票拟、专应对。首辅逐渐成为内阁的首脑，也拥有支配六部的权力。但其实首辅权力的大小，还是取决于皇帝的信任。
5、内阁的鼎盛与衰落
嘉靖时期，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十分显赫。张璁、严嵩在位专权跋扈，作威作福。穆宗时期，高拱出任首辅，另还兼掌吏部。到神宗时期，张居正为首辅，明朝内阁首辅制度达到了顶峰。
“大柄悉以委居正。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张居正在位期间，内阁制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到了这一时期，内阁首辅与之前的宰相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皇帝和首辅的矛盾正如以往皇权与相权之矛盾，为加强君权，内阁也只能走向衰落。
张居正死后，神宗对其进行清算。为避免大权旁落，皇帝将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更由于神宗皇帝个人因素（偏大），一不愿放权，二不愿理政，导致朝堂出现了瘫痪状态，内阁实际上也成了一个空架子。
天启年间魏忠贤窃权，进一步打击了内阁权威。崇祯帝在位期间虽对内阁有所改动，但终究无法挽救其名存实亡的命运。最终，明朝内阁制度随着明王朝一同灭亡。
二、内阁的特点与地位
明朝的内阁始终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内阁制度实际上就是明朝皇帝实现独裁的工具，内阁地位的高低、职权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阁臣的信任程度。
三、内阁制度的影响
1、皇权加强
内阁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为了缓解废除丞相之后造成的国家机构的缺失，它并不是用来制约皇帝的，它也无法制约皇帝，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机构而出现的。因为内阁不是法定机构，所以权力比较不稳定，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票拟的采纳。这一时期，皇权空前膨胀。
2、统治阶级矛盾突出
内阁制度造成的矛盾，首先就是与皇权的矛盾。虽然内阁是为了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而出现的，但随着内阁权力的加强，内阁与皇权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比如嘉靖皇帝继位后，杨廷和与其的‘大礼议’之争、万历初期高拱的专权擅政、张居正死后遭受的清算，这些都是内阁权力到达一定程度后与皇权产生的矛盾。
其次，内阁与宦官之间也存在矛盾，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拥有票拟权，司礼监拥有批朱权，两者之间相互制约，内外相维。可是由于内阁的特殊性，使得它很难与司礼监进行抗衡。万历之后内阁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天启年间，魏忠贤干政将宦官权力推上顶峰，内阁首辅的位置也落入了阉党手中，这时的明朝阶级矛盾尖锐，政治腐败不堪。
最后，内阁与六部之间也存在矛盾。内阁其实并没有控制六部的权力，但它可以借助皇帝的权力以此控制六部。比如张居正任首辅期间：“六卿伺色探旨，若六曹吏称次者，亦惕息摒气，而不敢有所异同。于是乎相之形张矣，其首次则霄壤矣。”
3、改革
在内阁权力比较充足之时，一些致力于改革的内阁首辅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
杨廷和改革
明世宗时期，杨廷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他先清除了武宗后期的一些贪官污吏，为前朝受迫害官员平反。其次他大规模地裁减了冗员，节省了大量的财政开支。他改良法制，调整刑事政策，继续巩固和扩大了内阁的权力。
张璁改革
张璁主要对翰林院进行了整顿，加强其工作效率，将所办之事化繁为简，严禁贪污与拖沓。另外他还推出了抑制宦官的政策。
高拱改革
高拱的改革主要围绕在吏治方面。首先他选拔了一些颇有才干的贤才，充实地方机构。同时他还加强了边防，培养边地将帅、官员和各级军事人才等，对于缓解当时明朝的困境很有帮助。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的改革比较全面。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方方面面，而且卓有成效。
在政治方面，张居正从整顿吏治下手，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制定层层考核的方法，淘汰庸官，加强中央集权。
用人方面，他选择支持改革、为国家尽忠之人，大力举荐人才。
军事方面，张居正任用戚继光、李成梁之后，便一直支持和信任，使得边境处于安然的状态。他还继续贯彻“外示羁縻，内修战备”的方针，注重边防军务的整顿，任用军事人才，使得边防安宁，有利于明朝统治的稳固。
他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最为重要。一方面他主张紧缩开支、增加收入。这主要是为了解决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首先他通过考核淘汰了一批冗官，整顿官员的后备军，一定程度上节省了财政开支。其次他通过将征解作为官员考核标准，让官员催收拖欠田赋的方式，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明王朝的财政匮乏状况。
为解决国家财政税收问题，张居正决定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
万历九年，神宗下诏实行一条鞭法，规定：“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官......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差办于官，故为之一条鞭。”从此，征收赋税以田地为主，实物税转为货币税，抑制了兼并，保障了国家税收来源。
总体来讲，明代的内阁制度取代了历代的丞相制度，内阁制度体现了君主专制的高度集中，它标志着我国君主专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内阁的权力大小受皇帝的影响，内阁被皇帝信任，地位与影响就迅速上任；内阁一不被皇帝信任，地位就会一落千丈。内阁制度是皇帝的助手，是皇帝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
